准确把握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北大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创新论断,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战略举措。     

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支点：人的本质还是人的智能

实践论美学与后实践论美学之间的论争之所以难有结果,在于它们虽体系相异、逻辑起点对立,却都出自同一个错误的理论支点：以人本质解释美本质。它们只看到审美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没看到审美还是早期人类与现代人类的区别。从完整的事实出发,可知：审美发生及审美本质所依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实践、自由、理想等等人的一般本质,而是人的智能水平,即完全抽象思维能力,这才是美学研究正确的理论支点。     

为什么要钻研“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北大核心

《求是》杂志2003年第9期,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署名“秋石”,该课题由国家宗教局党组中心学习组集体研究,叶小文执笔,本刊本期已转载)。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理解,本刊特辟“理论求索”专栏,约请叶小文同志以答问形式,就《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的由来,“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立论基础(包括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和逻辑体系,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和阐释,本刊将分期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通过“理论求索”这个平台,踊跃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学习研究中来,进一步推动宗教理论的学习热潮。     

六祖慧能对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影响

<正>众所周知,佛教中国化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对佛教经典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阐释,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规和制度。从概念上看,佛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中国佛教的禅宗,无疑是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法门。而禅宗的传承与发展,又得益于六祖慧能的弘传。鉴于其在佛教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六祖慧能成为公认的中国佛教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     

经典之学与儒者之志——论儒家著述意识的形成

儒家学者以传承经典为己任,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也会作用于其思想,并影响其立志持身.无论是《诗》中隐含的鸟兽与人之别,还是《书》中载记的治水故事,都常被儒者阐释为野蛮与文明的进退消长,这会影响他们对所处时世的评判,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们选择一己之志.传承、守护文明是无法推脱的使命,归隐因此不够正当,出仕又面临诸多困难,言说...     

“否定”的意义——研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点体会

本文围绕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否定"概念,首先探讨了这个概念作为逻辑范畴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演进史,肯定了黑格尔通过将"否定"引入"存在论一本体论"从而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工作。其次,由于黑格尔的"精神"的能动性,"精神"促使"理性"达到自我认识,最终使得"理性"成为有序、合理的"意义世界"的创造者。最后,本文指出,"否定"的"精神"在哲学上不是斯多亚主义,不是怀疑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存在主义一实在主义",因为"精神"通过"理性"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同时,"精神"的持续"否定"意味着我们可以确信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必将到来。在这个意义上,"否定"的"精神"又是一种"未来主义"。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结合不同时期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任务而展开,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21年至1949年,通过土地改革进行乡村伦理秩序重建的革命性探索;1949年至1978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强化国家政治权威的建构,产生乡村道德生活同质化的倾向;1978年至2012年,在农村改革和乡村社会转型中推进伦理变革与道德建设;2012年以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重构乡村发展伦理,全面推进乡村道德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从乡村实际出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宝贵经验.     

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

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