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原则不能变——医学伦理学30年的回顾与思考之一

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原则,是整个医学伦理学的根基.在当今更需要强调这个根基.要澄清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各种误解,同时认清四原则之不足;只有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原则与四原则结合起来,方能形成医学伦理学较为完整的观点.     

从肖志军案看医学人文教育

2007年11月21日发生在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的孕妇李丽云死亡案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案例已经不仅仅是医疗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相关法律法规、医学伦理、医疗体制等多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医学生们对此案例的反应不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医学生人文素质的现状及提示我们如何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医学人文教育。     

以患者为中心的效应研究所——促进更好的医疗信息、决策和健康

以患者为中心的效应研究所（PCORI）的建立使人们普遍关注的长期效益比较研究问题得到解决,在许多情况下,患各和他们的医生、家庭成员和照顾者没有他们需要的医学信息．难以达到他们所渴望的健康结果。     

药物替代品电子记录可改变医师处方习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察研究

本研究背景为一家健康保健维护组织（HMO）提供给医生有关HMO的推荐药物的替代品的电子记录。目的是调查研究影响医师遵守和评估相关的医疗成本节约的因素。此研究的设计是一个横断面观察研究,研究对象是从2005年6月至2006年2月HMO的诊所的所有医生。     

医疗文书签字扩大化失去意义的原因分析

随着近年医患关系的紧张,越来越多的医疗工作需要履行签字手续,呈现了签字扩大化的态势。签字扩大化是防御性医疗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并未带来医疗纠纷减少,也不是医疗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又给医疗工作增加了繁琐程度,而且并未达到知情同意的内涵。所以,签字扩大化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医疗人工智能产品研发的伦理审查与法律考量

国内医疗人工智能研究日益增多,具有多学科合作,并以数据驱动的特点。走访深圳开展健康领域人工智能研发的企业、医疗机构以及研究机构的开发者,了解到存在监管不足、数据收集及处理过程欠缺标准化、责任不清等挑战。并且,面临应该如何遵循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原则,如何合法合规收集、利用、共享数据并界定责任等问题。从医院进行伦理审查实践层面探讨医疗人工智能的研究价值、科学有效性、风险受益等的审查要点;医疗人工智能研究的法律考量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边界,以及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     

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伦理

在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上,公正原则要求我们对同等者应同等对待,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平等地获得满足其自身生命健康基本需求的医疗保障,这一点不受当事人的种族、肤色、性别、年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家庭状况、贡献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公正原则也要求我们对不同等者应不同对待,即当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时,便只能依照医学指征上的紧迫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效果预期分配给最有需求的伤病患者,在这里当事人的年龄时段、种族差异、家庭责任、社会贡献、支付能力等均不起任何作用.另外,医学指征中的紧迫性与效果预期,仅针对某一当事患者自己,与竞争着的他人在生命质量与寿命长度上的比较无关.当紧迫性与效果预期两项标准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时,紧迫性因素要让位于效果预期.而在战争、灾难等极为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人们对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就需要诉诸能救多少就救多少的直觉性的瞬间计算,即着眼于功利主义所倡导的当事人生命利益总量的极大化.     

医生救急行善的“非法”困境与法学思考

医生在公共场所对患者突发伤病所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规的特别规定,其行为不属于非法行医,亦不构成医疗事故;即使其行为被误认为是“非法行医”或“医疗事故”,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根据紧急避险的法律原则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医生的救急善行,是医生实施的基于人道的救死扶伤行为.     

论医疗权及其实践

患者的医疗权可以表现为宪法上的应然权利和实践中的实然权利。在具体医疗实践中 ,患者获得公正、必须和费用节省的医疗服务的权利 ,是以患者支付医疗费用为前提的。在特定情况下 ,虽然患者无支付能力 ,也可以享有医疗权。患者有拒绝医疗的权利     

特需医疗服务发展意向研究概述

我国特需医疗服务发展已近20年,尽管其在满足较高层次的医疗保健需求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在特需医疗服务的内涵、服务内容和承担主体等问题上却始终存在着较大争议。本研究从剖析各位学者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观点入手,对特需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进行意向调查,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特需医疗服务发展的基本思路,为促进我国特需医疗服务的良性发展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