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乐观对组织承诺、求职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职业乐观是影响个体职业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以往文献大多认为职业乐观是有利的,然而职业乐观的个体也会出现求职行为,导致对现有工作的专注程度降低的负面影响。为了探讨职业乐观的双刃剑效应及其边界条件,通过2个时间点问卷调查法对581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职业乐观对求职行为和组织承诺均有正向影响;(2)易变职业生涯定向在职业乐观对求职行为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工作归属感在职业乐观对组织承诺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心理授权在职业乐观对易变职业生涯定向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在职业乐观对工作归属感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治疗感染性骨不连伴大段骨缺损的探讨与思考

感染性骨不连伴大段骨缺损是目前临床骨科较为常见、多发、治疗极为棘手的病种之一,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疗效却不理想,且缺乏统一的诊治与疗效判断标准,总结、分析几种临床上主要治疗方法的利弊,为该病探寻一条微创、安全、并发症少及疗效确切的可靠治疗方法.随着对Ilizarov技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该技术在治疗传统方法难以治愈的疾病如四肢关节严重畸形、感染性骨不连或伴有骨缺损、皮肤软组织缺损等方面显示出自身的优势,为治疗疑难骨科疾病开辟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     

论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儒家还报原则的批评

在英译《中国经典》中,理雅各曾先后两次论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远不及基督教的标准的问题,其立论的重要依据,就是孔子在《论语·宪问》章对"以德报怨"的回避及对"以直报怨"的肯定。在此,我们以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于儒家的还报原则的批评为线索,辨析基督教与儒家在"以德报怨"和血属复仇等问题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双方对于仇怨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等问题,并尝试透过德国神学家蒂里希对于"公正"的不同层次的界定,厘清这两大传统在同样以"公平正直(justice)"为根基的前提下,二者的还报原则之所以产生分歧的原因。     

民俗学视角下管晏“不死”故事的比较探析——以孔子的评价为中心

管仲与晏婴同是先秦齐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他们的故事中均有不为所事之主而死的情节。从民俗学角度,说明时代和民俗的变化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分析孔子评价人物的仁、道标准及其言说标准下的管晏形象,为当下职场人士处理上下级关系提供参照。     

互联网对中国大学生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及其限度

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对这种信任水平的影响。通过采用2013年搜集的一项抽样数据,本文发现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可以分为两类。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生们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慈善渠道更为信任,而对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渠道的信任感偏低。但这里也有两个例外。一是以朋友间慈善为代表的熟人渠道的信任感最高,二是那些受到丑闻影响的组织信任感明显受损。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影响不同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网络行为对某些类型的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中介机制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倾向和经济社会特征在大多数时候同样具有持续的显著影响。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困境及出路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不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缺乏足够的信任,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合作存在重重的困难和障碍。保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顺利进行,要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科学定位,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思想环境;要转变政府职能,拓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平台;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图标形象度影响早期识别进程: 来自ERP的证据

人们主观上认为形象图标容易识别,然而以反应时为指标的行为实验发现,随着熟悉度增加,形 象优势逐渐消失。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记录分析了 17 名熟练用户在识别图标时的识别电 位(RP)。结果显示:图标形象度对 RP 在潜伏期无显著差异,但形象图标反应时比抽象图标短,且形象图标 的RP波幅显著小于抽象图标。这一结果说明识别形象图标在类别分拣进程中处理的特征信息量较抽象图标少。     

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情绪的作用

为探讨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关系,实验1采用第三方惩罚范式,招募233名儿童被试,实验2采用第三方补偿范式,招募238名儿童被试,考察三种分配(高度不公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两个实验的结果。结果显示:(1)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拿出更多金币用于惩罚分配者;(2)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两种不公平情境下都拿出更多金币用于补偿接受者;(3)情绪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在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采用第三方补偿(相比第三方惩罚)的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时情绪波动更小,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有更多利他行为。这些结果从发展的角度为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强调了亲社会取向对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     

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算法歧视与社会公正

算法是以数据为基础资源,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目标导向的策略机制和运行程序,是人工智能的“中枢神经”和“灵魂”,它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在通过机器学习之类技术采集、存储、分析数据,进而进行自动化决策时,算法设计、编写的主体立场,支撑和训练算法的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算法内蕴的价值负荷和价值选择,特定价值主体基于算法的行为倾向性,以及智能系统的自主评价和决策,都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算法歧视,影响社会公正的实现。相较人们熟悉的社会歧视现象,算法歧视更加广泛、多元,更加精准、有针对性,也更加隐蔽、“巧妙”。只有在社会智能化进程中,确立全体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将公正价值观“内嵌”到智能算法之中,并建立动态的评价、监督机制,才能对算法歧视进行必要的规制,重构智能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     

培育反偏见德性是对抗认知不正义的有效策略吗

认知不正义源于不平等权力结构及由此产生的系统性偏见,不仅错失知识,而且贬抑人性。为了对抗认知不正义,弗里克要求听者培养并运用反偏见德性以辨识并化解偏见对可信度判断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一方案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反偏见德性的概念应用于日常实践时,面临稳定性与合理性不足的问题;其次,弗里克对反偏见德性运作方式的解释,存在循环论证问题;最后,当主体试图反思与纠偏时,存在标准缺失的问题。因此,个体的德性实践并非认知不正义最有效的反制策略。除了培育个体的理智德性,最终仍需通过培育集体知识自信、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等途径来消弭认知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