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国家社会保护机制的建构:中国与波兰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和波兰为例,试图分析并阐释在社会变迁背景下转型经济国家社会保护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制度逻辑.虽然中国与波兰两国的经济改革都导致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外部约束条件的差异,在中国和波兰,政府针对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压力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明显影响了两国的社会政策模式.为减轻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带来的冲击,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社会保护机制形成是通过建立强调社会秩序稳定、"去政治化"(De-politicizing)的反应型社会政策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双重方式来实现的,同时突出机制建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特征.而在波兰,由于受到了不同社会精英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压力左右,以及国际外部环境与国际组织的影响,该国社会保护机制的形成则更多是通过政治协商与谈判的渠道来完成,其机制建立突出了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同中国长期推行经济发展优先的格局不同,波兰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回归欧洲"的普遍社会预期和欧盟的外部制度约束,加快了其社会保护机制建立的制度化基础.     

信用交易与投资者行为:对“特质波动率之谜”的再思考

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同,现实世界的投资者往往面临着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将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预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延续这一思路,运用Fama-Mac Beth回归方法,检验我国股市特质波动率的存在性以及对未来收益的可预测性,并尝试从融资约束下的投资者行为角度来解释特质波动率之谜。本文还对"融资融券"开通前后的市场数据进行了对比。实证结果表明:代表异质信念的换手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换手率会导致未来的预期收益率降低,这一现象同时存在于融资融券开通前后的样本区间。放开卖空限制后,异质信念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说明在部分放开卖空限制的条件下,投资者异质信念对特质波动率之谜仍有一定的解释力。以保证金比率二维分组的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特质波动率之谜也有一定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