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爱国实践 北京市“四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启动仪式侧记北大核心CSSCISSCI

6月30日,来自北京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近400位宗教界代表人士,齐聚基督教海淀堂,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启动仪式。上午9点,启动仪式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于教堂前广场上空,迎风飘扬,众人行注目礼。     

少林文化中非合作交流的使者北大核心CSSCISSCI

少林文化如今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随着少林文化在非洲各国的弘传与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民众通过少林功夫、少林禅修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更好地认知中国、喜爱中国。     

道德记忆的价值维度

道德记忆是人类运用其记忆能力,对其自身的道德生活经历进行记忆刻写而形成的一种记忆形式。道德记忆的价值维度,不仅在于它让我们记住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道德生活经历,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建构人类道德生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人类道德生活是由道德规范的强大生命力、道德文化传统、人类承担道德责任的事实等多种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道德记忆状况。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刻写道德记忆本身也是一种道德责任要求。它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严肃、认真、负责地对待自己的过去。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坚持五维破题 积极探索宗教中国化的温州经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改革开放"这振聋发聩的声音。温州,偏居浙南一隅,汲取改革赋予的前行力量,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了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温州改革开放40年的生动实践,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精彩的缩影。回首锐意进取的40年,"温州模式"的建立离不开各方面工作的协作助力,其中温州宗教工作取得的成绩亦可圈可点,在宗教中国化、宗教工作法治化、治理佛教道教领域商业化问题、宗教工作信息化管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创出了很多好点子,积累了一些颇具借鉴意义的基层经验。本刊特此刊发系列文章,介绍温州宗教工作的好成绩、好经验、好做法。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与其他思潮一起,是当时中国文化精英在现实处境中寻求民族救赎、在传统文化中建构新身份的诸多途径之一,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对中国现代文学风貌的塑型。     

李光富会长率团参加第六届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北大核心SSCI

2018年10月10日至11日,第六届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在位于啥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和平和谐宫举行,来自全球46个国家的宗教组织代表、知名宗教领袖人物、政治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等组成的82个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道长率领由中国道协、中国佛协、中国伊协等1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杨世华道长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随行。     

道教是什么北大核心CSSCISSCI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篆、禁咒等综合起来的产物。道教形成于东汉。最初是一些民间教团。主要有:(1)五斗米道。汉顺帝(126-144在位)时张陵在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修道,以符水及中草药为人治病,奉老子为教主,尊为“太上老君”,教人读《老子》,凡入道者交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陵就是后世说的张天师。其后子孙世代相传,是为“天师道”。(2)太平道。汉灵帝(168-188在位)时张角奉《太平经》为经典,用符水治病,信徒数十万。     

《戒坛图经》与佛寺建筑中国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戒坛图经》作为中国佛教立坛传戒的概论性典籍得到广泛认可,对于规范后世中国佛教的传戒思想、仪式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佛寺建筑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唐代,佛寺在形制上已经基本定型。这种多院落的布局模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观念和特点。佛教戒坛是举行授受戒律仪式的场所。据《释氏要览》记载,戒坛始自天竺楼至菩萨请筑戒坛,为比丘授戒,得到佛陀同意,于是在祗园精舍外院建戒坛。     

“视域”的认识论意义

源于解释学的视域概念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这一概念,但多数是在解释学和现象学意义上使用的。实际上,这一概念有着更为一般的认识论意义,它不仅涉及认识的广度、深度和创新性,而且有助于理解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内在联系。所以,笔者认为很值得深入探讨视域自身的功能和演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