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经皆史”到“古史皆经”——章太炎经史互释的思想史内涵

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是为了沟通当时激烈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章太炎关于革命问题的一个回答。     

清初藏传佛教视域下的儒家图景——以《土观宗派源流》为中心的探讨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对汉地儒家的源流和特点的系统阐述,是儒家图景在藏传佛教视域下的首次完整呈现。其立足于"初儒教如星、次道教如月,最后佛则如日"的立场,区分了"儒"、"儒教"、"儒学"的内涵和特点;其通过对儒学不论述佛教因果轮回涅槃、四书五经和朱子并不抨击佛教的解释以及用佛教的观点诠释《大学》,表明其佛儒并行不悖的倾向,其对易学在藏地的影响以及藏地对孔子、易学的谬见清理,体现出当时藏传佛教对儒学认知的进一步深化,在藏传佛教与儒学交流认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苏东坡的佛教思想特色

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书画，融汇着儒、释、道的血液。儒家的“入世”，以儒家精神为担纲；道家的“忘世”，以道家精神为养气；佛家的“出世”，以佛家精神为超脱，三家思想的杂糅，形成了苏东坡“外儒内禅”的人生观、艺术观。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叠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汇、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圆满的人生境界，形成其独具佛教思想的特色。     

调整圣经观是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之一

1、圣经观与释经学 圣经观是指一个基督徒对圣经抱有的整体看法和对圣经所持有的根本态度。基督徒的圣经观是建立在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话语的基础上的。—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圣经观,就有什么样的信仰表达。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取决于他(她)有什么样的圣经观,取决于她(他)如何解释和理解圣经。 当前中国基督教会正在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调整、更新我们的圣经     

汉语本体符号新释

汉语“本体”由“本”与“体”两个符号组成,截然不同于印欧语系的 ontology。汉语“本体”与“体”“本”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中华先哲的问学之旅,即是立“本”生“道”、“本体”与“体”“本”的和合相生之旅。汉语本体构成了汉语思维进行诗性超越的根基,它独特的创新意识表现为追“本”溯源、返“本”开新,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本体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自现代以来,ontology 式本体之理解遮蔽了汉语“本体”的“本”来内涵,汉语“本体”符号亟待摆脱ontology 的“殖民”,而返回母语故乡。     

学诚法师接受《儒风大家》访谈

正关于文明形态及对话问题记者:您是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文明对话无疑有助于彼此间的了解,那么对各个文明本身是否有好处?比如,通过您参加尼山论坛,佛教有了什么变化?当今世界危机的根源,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竞争性、排他性思维模式的结果。一种文明一旦形成,如果不能随着时空因缘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其生命力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乃至最终走向衰亡。纵观各种文明的发展演变史,不难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乐”——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与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中国人的幸福感重视人际与集体的和谐, 重视精神的感受。这样的幸福感特点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文化中幸福观的影响。儒、道、佛三大流派各有自己独特的幸福观：儒家既承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现实感性之乐, 又强调追求仁义的理性之乐; 道家提倡超越现实的顺应自然之乐和祸福相依的幸福观; 佛家则讲求进入涅槃和普渡众生之乐。各家在追求理想人格、追求审美的过程中, 各自发展又互相融合, 形成对中国人幸福感影响深远的三大幸福观：(1)不以个人情感为重点而代之以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集体主义幸福观; (2)幸福感与道德感、审美感相连; (3)追求理性之乐。     

沙勿略、利玛窦在广东

明朝以降,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丰富多彩的时期。毋庸置疑,在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历史阶段,广东体现出了开放性、兼容性和进步性。当我们回眸历史,就会发现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在广东,也留下了墨彩浓重的一笔——东方宗徒方济各·沙勿略试图叩开中国大门未果而抱憾病逝于江门上川岛,以及中国传教第一人利玛窦在肇庆开始的中国之旅。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