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勿略、利玛窦在广东

明朝以降,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丰富多彩的时期。毋庸置疑,在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历史阶段,广东体现出了开放性、兼容性和进步性。当我们回眸历史,就会发现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在广东,也留下了墨彩浓重的一笔——"东方宗徒"方济各·沙勿略试图叩开中国大门未果而抱憾病逝于江门上川岛,以及"中国传教第一人"利玛窦在肇庆开始的中国之旅。     

德刑分途:春秋时期破解礼崩乐坏困局的不同路径——以清华简《子产》为中心的考察

据清华简《子产》可知,子产刑书主体分为令、刑两部分,内容又有国、野之别,令的地位高于刑,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认知。清华简《子产》的面世,重要的发现是证明律法意义上的"令"在春秋以前已经出现。三邦指的是夏、商、周,清华简《子产》说子产参照三邦之令,制作郑令、野令,与《周礼·春官》互证,则"令"的萌芽或可上溯至西周时期。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困局,早期法家认为法治是不得不采取的治国方式,他们铸刑书、刑鼎,开启了出礼入法的治国理路。孔子由礼至德,注重向内挖掘礼制合于人心的内容,强调用道德教化唤醒百姓遵守礼制的自觉。他们对治国重点的不同选择,揭开了此后两千年儒法之争的序幕。     

祈报之所: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与社祭传统

清代山西泽州地区分布着大量三教合祀庙宇,这些庙宇大多为所在乡村的"社庙",是村社"春祈秋报"之所,与民间社祭传统密切相关。村社民众建立三教合祀庙宇,对于儒释道三教信仰资源的利用集中体现在祭祀对象的组合,在信仰实践仪式和功能上则主要诉诸"春祈秋报"的社祭传统。本文主要围绕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的区域分布、形制布局、社庙性质及相关的社祭传统展开考察和分析,寻绎其中蕴含的地方村社祭祀体系的深层结构与民众信仰生活的内在逻辑。     

管窥圣经之孝道精神——从释经学的角度读解五处容易引起孝道争议的经文

<正>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孝道精神是其中之优秀者。本文称"孝道精神"而不称"孝道传统",是因为孝道的精华部分是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性",是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发扬下去的,而孝道传统的一部分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发生变化,有些已经不能直接效法。因而本文定义中国孝道作为中国人的优秀文化精神性,而不是鼓励人们去模仿某种孝道故事。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具有时代性和进步特色的,现代人不可能回到古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中去直接效     

译释与传抄:丝路汉文密教文献中的外来药物书写

敦煌文献是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之一。透过现存的写本,我们可以去探讨外来知识进入本土的知识场域的途径与方式。敦煌的佛教写经与域外医学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分析汉文密教文献中对外来药物的书写与表述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外来医学知识传播的复杂性。     

荀子“后王”非周之文、武等王者新论——兼与裘锡圭、廖名春、陈礼彰等先生商榷

荀子的"后王",既非周之文王、武王,更非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在《荀子》中,"后王"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解。"后"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如"近时之王"、"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如"周后之王"、"后之王者"。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把"后王"很局限地看作历史上具体的某王者,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来反对一意慕古地"法先王",其思想意义就不免被埋没了。     

公主寺水陆画新释

<正> 公主寺位于山西繁峙县公主村,寺内水陆殿保留有大量明代弘治年间的水陆画壁画,是迄今艺术性较高,保存较完整的明代水陆壁画精品。本文就公主寺水陆壁画人物造型及图像做一探究,并结合汉传佛教水陆法会仪文《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对其进行具体的图象分析与释读。从我国汉传佛教水陆壁画的仪轨和绘画风格来看,公主寺水陆壁画属于北水陆系统,其北水陆仪轨与水陆壁画的艺术风格特色,     

读马王堆帛书《衷》篇

本文主要系对帛书<衷>篇前半部分的解读,作者不仅对<衷>篇所释诸卦之文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训释.而且又将其所释之义与今本<易传>及汉魏诸家之说参照互通,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和看法.如,认为<衷>篇解卦时使用了"旁通"说;通过文句格式的比较,发现<衷>篇前文所释诸卦之文字应早于<衷>篇后文及今本<系辞·下>的"三陈九卦";通过对<说卦>相关文字的解读,证明在今、帛本"天地定位"章的差异问题上,应以帛本之说为是.     

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关于儒法互补的理论设计,是在借鉴秦朝暴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客观上适应了汉代政治实践的需要,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孟子一派儒家理想主义的崛起,儒生们很有一股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冲动,此最终演化为两汉之间以儒家经典中的王道理想为依托、以三代古制为蓝本的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失败,表明纯粹儒家王道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东汉儒生也因此对现实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从而再次认同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模式。     

清儒雷鋐的理学背景及正学观述略

雷鋐是清代中叶程朱理学的承学之士,由其师蔡世远引导,初登朱子学之殿堂,又承学于张伯行、李光地、方苞、沈近思等一批康雍时期理学名师,渊源有自,奠定了他终身崇尚、阐明程朱理学的学术取向。雷鋐尤其注重治学的循序渐进方法,他思索正确进入程朱理学的路径,并尝试为诸生建构一套理学学术谱系。雷鋐认为陆王之学走入了"阳儒阴释"的歧路,而科举"帖括词章之习"只会消磨理学家"居敬"的本色,此二者正是理学发展的两大障碍。雷鋐倡议当下理学家们共同"振兴正学",走"居敬穷理"的道路,发展正统的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