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名、字、号解诂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反映了其家庭“奉儒守官”的家风，对印光“儒佛融合”“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出家之后，法名圣量，字印光，号继庐行者、常惭愧僧、普陀僧、粥饭僧。这背后既蕴含着印光对于自己弘法事业的定位和期许，也可以看出其作为佛教领袖自觉振兴佛教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更可以看出印光谦卑恭逊背后的勇猛精进与坚定自信。从印光使用别号的时间、频率和场景，也可以看出其弘法实践中“善巧方便”的特点。     

激活儒家思想的批判性——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论表微

在近代儒学阐释史上，蒙文通的学术遗产十分值得重视。他从“儒史相资”的方法论出发，在尊重基本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使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历史著作呈现出来，成为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彰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义性。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儒家学说诞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中的批判性格，将其视为形塑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重要根基，从而阐释了一种并未自外于20世纪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政治运动的革命儒学。蒙文通的这些观点，对于思考现代中国儒学话语的重构极具启发性。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论子夏之学及其在后世的影响与流变

子夏之学基本特征是:在现实上表现为求成效的事务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穷经的章句之学。这种特征可用小人儒名之而与君子儒相对,君子儒盖指"内及于性,外达于天"之儒,为思孟学派之特质,得孔子之道的正宗者。孔子之后,能绍述之者乃曾子,其后的子思与孟子俱依此而弘教。子夏与曾子并为孔子后期开坛授徒之弟子,但子夏德行存养上的"弱"使子夏之学沦为了小人儒,故其"内不能及于性,外不能达于道",而形上之道缺焉。子夏之儒的事务主义在后世为荀卿所继承,其流变为法家;而其章句之学在汉代则流为家法传经。二者俱远离孔子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呼唤多元的心理学研究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学者对心理学的前景较为悲观，他们认为心理学从来没有成为过一门统一的科学。并且越来越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样的看法自然引起了许多的探讨和争鸣。我国的心理学前辈陈立先生在《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指出：“对心理学的现状，要从课题的琐屑。及屈从物理方法的独裁中解放出来。“要理论研究结合实际。……克服方法论中的诸多限制。……重视意义的地位。采纳释义学的方法，打破‘所谓’科学的桎梏。以活跃心理学克服方法论的专制。”这些深刻独到的见解对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雨霖铃·读《道德经》

泉出函谷。汩沦澄澈,汇纳江瀑。扬清激浊喻世,光昭日月,君民皆瞩。演释天人之际,探穷变今古。道至理,国治身修,唤醒千年梦中瞽。芸芸总被红尘误。妄痴迷、酒畅灯明处。横流物欲难遏,更叵耐、暴销天物。紫气吹拂,无欲慈和俭啬贫素。善若水,滚滚扬波,普润心田澍。     

儒家“石经”之史考论——从“石经”之史看经学体系化之路向与特征

考察儒家"石经"之史,不难发现,儒家"石经"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儒家"石经"以官方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儒家经学与时代、政治达到了一种新的融合,满足了当时的时代诉求、政治诉求与文化诉求。从历史维度看,"石经"之史是渐次形成的,其经数与经目也是由少至多、由经至子,以及由子入经的,同时,在此演进过程中还呈现出体系化、经典化与圣典化的基本趋势。从客观层面看,"石经"作为客观存在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政治意涵、文化意涵与历史意涵。     

试论《荀子》的理论困境

荀子上承孔孟,下启韩非,处于儒道向儒术演化的过渡地位,这内在决定了荀子的理论困境,主要涉及礼与仁、专制与仁政、王道与霸道三对范畴间的矛盾。荀子既强调礼,又依托于仁;既主张加强君主权威,又倡导平政爱民;既承认霸道的现实性,又属意于王道的理想性,其理论建构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儒道与儒术对荀子的背向牵扯既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也表现了荀子探索儒学出路的可贵理论勇气及儒道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