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儒对话与传教策略——《训真辨妄》探析

本文以基督教经典文献《训真辨妄》做个案研究,考查近代西方基督宗教与中国儒家的碰撞与交融。通过《训真辨妄》中基督教附儒和批儒策略,笔者进行深入研究和深刻揭露,揭示基督教徒在华传教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持态度及其表现特征。     

从东晋慧远、唐代惠能到民国印光——铸就中国佛教儒释双美互成品格的三座丰碑

作为中国佛教佛性观、因果观和居士观的奠基者、深化者和集大成者,东晋慧远、唐代惠能和民国印光不仅规约着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儒教发展进程,成为铸就中国佛教儒释双美互成品格的三座丰碑。儒释双成思路依然是当今中国佛教健康发展的基本指针和宝贵经验,仍须加以充分地理论总结和实践贯彻。     

闹剧背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评法批儒"运动

对70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人们一般都从政治的角度做出评价。该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一下这场具有闹剧色彩的运动。作者认为,起码要注意这场运动的两个思想史背景：近代以来法家地位的节节上升和“五四”以来强大的反传统主义。作者还认为,该运动中的大量印刷古书,可以看做是对“文革”开始时烧古书的修错。文章最后对法家的现代价值和儒法互补提出个人看法。     

佛教释经家对儒道思想的简别

三教关系史上,天台、华严等宗的释经著作,真正揭明了佛教与儒、道二教在哲学思维上的差异性。释智顗区分了世间之实与出世间之实,他的“十法成乘”思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挑明了佛教区别于其他观念体系的个性。释澄观、释宗密以诸法唯心的佛法原理为立足点,指出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多之思与佛学思维存在根本不同。     

自我描述的尝试

罗姆巴赫是在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的批判基础上找到自身的道路,即“结构现象学”。“结构存在论”不再囿于仅仅讨论人的缘在,而是放眼一切生存形式,关注人、自然和世界的共创性;对“生成”和“过程”的重视,取代了旧哲学传统中对实体和体系的静态关注。他致力于“将发生现象学、历史思维和存在思维转变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结构发生”(B.Waldenfelds),并将兴趣延伸到艺术、人类学、宗教学和多元文化讨论等领域。由此衍生的基本哲学,境象哲学,密释学,结构人类学以及对话等概念成为其思想体系的主干。     

《真诰》词语补释

六朝道教典籍《真诰》使用了口语、俗语,其用语较有特点,学界多有讨论。但由于道教文献的特殊性,其中对某些语词的讨论尚欠深入,仍有可商之处,本文即对"不授"、"盛"、"建"三个语词的含义进行了考释。     

杨廷筠的基督论

尽管杨廷筠极为重视理论上对基督教义理的阐释,一直努力消解“异质性”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学界对其理论定位却持有不同观点,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对基督论的接受与理解方面。本文以杨廷筠《代疑篇》为主要论述对象,通过对杨氏释疑之问题及其逻辑要素的系统梳理,揭示其基督论的完整内容及其理解思路,并进一步探讨其基督论构建的意义,指出他以宗教与儒学互证的理论特色。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

儒、释、道三教合流,于南北朝后期初露端倪,于唐宋大致定型,于元明清登峰造极。它们各自建构的"三教合流"观,首先是确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基础性含义,用政治儒学治理社会,用心灵佛教调适精神,用养生道家护养身体,殊途同归,共同达成善治的社会—文化目标;然后是标识自身高于或者优于其他两家的特殊性含义。基础性含义巩固并推进了三教合流的历史大势,特殊性含义深化并提升了三教合流的理论—实践内涵。基础性含义求多元,特殊性含义求发展,是中国古代三教合流积淀下的珍贵历史经验,有助于导引当代宗教各美其美、良性互动、和谐共存,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三教融摄与宋代士人的处世心态及文学表现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的冲突始终不绝,而三教的融合也从未间断。到了宋代,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三教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处世态度的相互融摄、补充,则可以满足现实生活的个体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或不同的个体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文化需求。宋代士人在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对三教中心义理(特别是其人生哲学)的兼摄、融通,使其处世心态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表现: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使他们精神振奋,热情参与政治,而道家任自然、轻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超然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     

新时代经典诠释的视域与径向CSSCISSCI

中国伊斯兰教的学理传承和经典诠释史,除去唐、宋有限范围内的口耳相传外,明清时期特别是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诠释的汉语话语体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由明清汉文译著家倡导而践行的＂以儒诠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