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现状及处理

如今心血管疾病成为主流慢性病,更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同时焦虑、抑郁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作为医生首先要能够正确识别医学无法解释的焦虑、抑郁的躯体症状,运用明确的阴性的客观证据使患者了解自己症状并非器质性病变,同时给予相应的抗焦虑、抑郁的治疗,以真正消除患者的痛苦.     

谈救命的黄金时间

如何把握救命的黄金时间.从不同的视角解析救命的黄金时间.救命的黄金时间为4分钟～6分钟.专业急救人员可以从缩短急救反应时间、设置医疗救护员职业等方面把握救命的黄金时间,非专业急救人员可通过接受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来把握救命的黄金时间.     

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的发病机制及治疗策略的探讨

不明原因的复发性自然流产( URSA)是临床上难以治疗的不育症,给患者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给家庭带来痛苦.目前研究认为它的发生主要与母胎的同种免疫关系异常有关,近年来对URSA妇女免疫功能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其发病原因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本文将对URSA发病机制及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URSA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论牟宗三“超越的自由主义”——牟宗三哲学思想论纲

牟宗三认为,传统儒家在外王方面"有治道而无政道",从而导致了圣君贤相负担过重而普通民众却是缺乏个性自觉的纯被动的潜伏体的状况。这是儒家文化在面对现代性时呈现出的"功能上的缺陷"。为弥补此缺陷,牟宗三提出了表现为"太极、人极、皇极三者并建"的"超越的自由主义"。其中,"超越的自由主义"是牟宗三致力追求的目标,而"太极、人极、皇极三者并建"是能把牟宗三思想作为整体统一起来的架构。     

论早期黑格尔的“爱的宗教”

黑格尔早期宗教思想发生了一次转折,由康德式的道德宗教转到"爱的宗教"上来。如何理解这种"爱的宗教",其本质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提出和思考这一问题。从黑格尔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来看,"爱的宗教"肯定不是道德宗教,而应是一种伦理型宗教。     

不同模糊程度下的模糊决策的ERP研究

选取"二择一的选择任务",以风险决策任务为基线,对不同概率区间所代表的三种不同模糊程度(0-100%、20-80%、40-60%)下的模糊决策进行了神经机制上的探究,结果发现:(1)三种不同模糊程度下的模糊决策在脑电上不存在差异;(2)与三种不同模糊程度相对应出现的三种相同风险程度的风险决策,在脑电上的激活有所不同;(3)三种模糊程度下的模糊决策与相对应出现的三种相同风险程度的风险决策,只有在40～60%和50～50%的条件下,脑电上是存在差异的。这些结果表明:被试在做决策时所依赖的参照点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40～60%和50～50%条件下,被试的决策过程有冲突的,是最困难的。     

道教养生蕴含的文化机制

道教养生,对于个体而言,要求养生处德;对于国家而言,则要求管理者以养育人民、安顿民生为务;对于整个环境来说,更要求人类节制自身,养生万物,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全面健康、和谐之关系。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 ——基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看作不可与身体分离的生命的形式。他区分植物性灵魂、动物性灵魂与思想性灵魂。借助对有理智的生命的灵魂结构的解释和对思想本身的结构的解释,亚里士多德使思想在灵魂中获得了最重要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把善看作驱动人的运动的最后原因。在人的灵魂中,他区分两种指向善的原因——思想与欲求。欲求被看作灵魂的思想性活动部分与动物性活动部分趋向善对象的气质倾向。他区分欲求的三个要素:思想活动部分的希望、动物性活动部分的欲望与感情。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结构在理论上容许在灵魂的动物性活动部分拥有区别于欲望的欲求。这种欲求被解释为对于肉体快乐以外的其他快乐,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被解释为选择。     

整合力量 优化功能——谈如何推动道教文化发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道教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独特的意义。3月2日在中国道协"巩固国际道教论坛成果、推动道教文化发展"座谈会上,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特别强调了整合力量对于推动道教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