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权力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责任感知的中介作用

如何善用权力惠及于民既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也是一个关键的管理实践问题。以往学者主要关注组织情境中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消极作用, 对积极作用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梳理组织中权力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文献, 发现责任感知在权力促进亲社会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会考虑自身需求、与他人的关系, 以及与组织的关系, 从而增强责任感知, 且不同路径会受个体层面、人际层面和组织层面的潜在因素影响。权力通过责任感知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综合模型, 对组织以及掌权者如何善用权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亲社会视频游戏中的合作对博弈决策中合作行为的影响

以38名大学生和研究生为被试,采用Chicken Game实验范式测量合作行为,考察了单人和双人合作模式游戏后,性别和游戏习惯对玩家在博弈决策中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双人合作模式游戏可以促进玩家在博弈决策中的合作行为;（2）双人合作模式游戏后,男玩家（相比女玩家）在博弈决策中的合作行为更多;（3）玩游戏的习惯影响博弈决策中的合作行为,相比于经常习惯与现实朋友玩游戏和独自玩游戏的玩家,经常习惯与网友玩游戏的玩家在双人合作模式游戏后的合作行为更多。本研究不仅证实了一般学习模型,也证实了亲社会合作类视频游戏可以有效促进博弈决策中的合作行为。     

祖辈共同养育模式下幼儿母子依恋对问题行为的影响：祖孙依恋的中介作用

采用幼儿依恋量表和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测量265名祖辈共同养育幼儿的母子依恋、祖孙依恋和问题行为的情况,考察祖辈共同养育幼儿的祖孙依恋在母子依恋与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祖辈共同养育幼儿的母子依恋与祖孙依恋呈显著正相关,幼儿的母子依恋与内化问题行为、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幼儿的祖孙依恋与内化问题行为、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2）祖辈共同养育幼儿的祖孙依恋完全中介母子依恋对内化问题行为、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略论僧团财物的分配制度

引言僧团是大众和合的清净团体,僧团的财物制度是僧团管理中的大事。僧团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很多是与财物的分配、使用等不恰当有关。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上很多人在物质享受中迷失了自己。甚至出家众,也受到物质的诱惑,影响到清净的修道生活。所以,探讨僧团的财物制度问题,对当今僧团的如法运作具有重大意义。僧团财物制度包括了许多方面,本文仅就财物的分配制度作简略的阐述。     

中国基督教敬老院管理经验交流会在杭州举行

中国基督教敬老院管理经验交流会于2009年4月21日至24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两会负责社会服务事工的同工和敬老院负责人近60人参加经验交流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天风》主编单渭祥牧师代表基督教全国两会致辞。此次经验交流会得到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大力支持。     

金融危机下的教会牧养策略

“危机”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解释为“指危险的根由或是严重困难的关头”。现在也有很多人将这理解为“事物在恶化与转机之间的转折点”。而著名管理学者斯蒂文·芬克认为：“危机是事件即将发生决定性变化的一段不稳定的时间,或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危机发生时,事物往往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危”,如果我们反应不及时、处置不得当,     

学《天风》促圣工——抚顺市迎宾路教会几点体会

《天风》1980年开始复刊以来,成为抚顺市迎宾路教会的重要学习渠道。 一、教会重视发行 每年从10月初开始,两会主任何荣海同工,都是利用各种聚会的会后,向信徒动员订购《天风》。由于领导重视《天风》发行工作,在这个教会,从领导班子、圣工人员、各堂点负责人、教牧人员、义工传道员等都是人手一份。订购份数。     

学习《办法》精神 依法依规做好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北大核心

今天,我们相聚在一起,围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进行充分交流,认真学习《办法》精神,深入分析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意义重大。下面,我汇报几点认识和体会。一、深刻认识《办法》出台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     

公民有序参与简论

在当代,公共治理主体由政府变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公民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政府与公民关系开始悄然重构,传统行政文化的官本位倾向遏制了公民参与热情;公共空间不畅,政府公信力不强,法治引领缺位,制度化程序的缺失,导致了参与无序。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的路径探索有五个方面:实现政府职能根本转变,建设公正社会;建立健全合理的参与制度保障体系;保证参与的合法性、程序性、可操作性;培养提升公民参与管理意识,公民角色地位得到厘清;引导公民的公共理性参与,保证社会管理的有序性。     

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本文是我对同一主题探究的继续：关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方法论问题。基于一种“弱伦理模式”或低度普世化的立场,我主张通过由多元文化对话到公共理性共识的文化解释一理性推理之二维平行求证方式,寻求道德共识,从而建构一种低限度的可行的普世伦理。我承认并重视多元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文化价值资源的重要意义,但质疑任何以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基础的“强伦理模式”,甚至也不相信通过“弱宗教模式”来建立普世伦理的实际可行性。在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实际条件下,建立一种“弱伦理模式”的普世伦理是惟一可以合理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