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经对老子思想的影响

老子作为一名史官,通晓《周易》,其思想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如其“贵柔”以及对“强”“壮”的警觉等思想与《周易》初爻、上爻的爻位爻象象征的意涵颇有内在的关联。其“人法地,地法天”的思想与《周易》的卦爻整体结构体现出来的思路颇有一致之处,其“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可能就是在此一卦爻整体结构中演绎出来的。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论思想可能与《易》类筮法体系的哲理化有关。     

魏晋至唐初易学演变与发展的特征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认为这一时期易学演变与发展的显著特征,彰显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自始至终的既斗争又统一,以至于唐初之走向融合.     

《周易》与"白马非马"--试论易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

《易》相传有三个版本《连山》、《归藏》和《周易》.秦汉以来,学界主流向以《周易》为《易》,"白马即马",结果常使易学研究偏离《易》的本来--卦爻画."周易学"主要是在卦爻辞的基础上以"象"的方式解《易》     

试论易学象数起源与《周易》文本形成

<正>数字卦研究涉及到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数学等多方面内容,是易学研究中难度较大的一个课题。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和解读出土发现的数字卦及前贤已有的成果,说明易学象数起源及其在《周易》文本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上清经五行数观念与道教“重阳”思想

六朝上清经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作为基础展开论述的,但上清经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运用并不是一袭其旧,而是有所选择和发展的.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上清经出现的五行配数观念之中.上清经书以一和十二配属中央土,而以三五七九分别配属南方火、北方水、西方金、东方木的独特模式,导源于汉末纬书,经过魏晋道气理论的成熟而发展为《灵宝五符》中的五方天气理论,最后被上清经用作论述上清道法的基本框架.它是魏晋道派在统治者禁言阴阳五行灾异的环境下新创的理论,而其创造的思想基点则是道教一贯的重阳思想.在这套五行数模式下,上清经实现了“道”与“术”的完美结合.     

早期胡塞尔对“数”概念的心理学分析

对"数"概念的阐明与分析是数学哲学无法避开的任务,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最初从事的就是算术哲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他在《算术哲学》中实践了一条既不同于弗雷格,也不同于密尔的道路。借助于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方法,胡塞尔用抽象表象将心理学分析与对"数"概念的分析贯通了起来,试图寻找"数"概念的表象基础,阐明了数概念内涵的两个部分"和"与"一"作为纯粹形式的概念,是在内感知的基础上通过反思抽象而形成的。胡塞尔早期对"数"概念的研究是他后来转向现象学研究的重大契机,对此的研究也是胡塞尔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尚待挖掘的部分。     

王岱舆伊斯兰认主思想探析

王岱舆的伊斯兰认主思想是其经学教育思想的一部分,包括"真一"论、"数一"论、"体一"论。本文分别论述了这三方面的思想,并对其关系进行了评析。总之,王岱舆的伊斯兰认主思想为明清时期的回族穆斯林恪守伊斯兰教信仰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清代的回族学者构建回族经学教育思想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筮例比较研究CSSCI

《左传》《国语》所载数十条《周易》占筮记录,是我们研究先秦时代《周易》发展脉络与情况的重要依据,而清华简《筮法》的出现,则方便我们借助于新的资料而对于既往文献从新的视域加以考量。通过两者的比较,可以发现,在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以占筮为主要内容的《周易》在理解上出现了不同路径,而这种分野起初表现为解读《周易》占筮结果上有所不同,而更进一步的则逐步将《周易》变成了阐发人伦道德的哲学典籍。同时,在这一时期,卦象与四时五行的对应,也直接引导出现了卦象方位图,而透过清华简《筮法》,我们也可以更为完整的理顺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之间的关联。     

为往圣继绝学——民国年间传统治《易》路径之研究

放眼民国年间之易学发展,其革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传统易学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流派虽然更为丰富,但却始终没有离开最为基础的"象数"与"义理"两派,尤其是对于传统继承者,象数派学者一般都承袭汉代今文易学者的做法,或致力于搜寻遗象,或用功于整理象数体例,而其核心观念在于坚持以象解释《易》,即所谓"观象系辞"、"由象明辞"。义理派学者则主要运用文字训诂、文献考证、文本整理的方法来注释、研究《易经》,其目的是恢复原典本义。从其根源而言,义理学主要受汉代古文易学者影响,继承了清代中期以来乾嘉学派治《易》的传统。在此将20世纪早期的几位继承者,就象数学而言,以徐昂与尚秉和为代表,义理派则以杨树达与高亨为例,通过对他们易学思想的梳理,来明示继承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不可轻离的关系。     

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

方以智的博物之学与道德形上学体系,皆托《易》立言。早年,他以"气为真象,事为真数"的象数观,将抽象的象数符号还原为气与人事,并要求以"实证"的方法"核其真",反对将象数神秘化。他并非执着于感性的象数层面,在将"几"的内涵改造成隐晦的、待征乃显的"物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征天地之几"、"因事见理以征几"的易几观,从而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博物之学。中晚年,他将"太极"的内涵引申为心与仁,并藉"太极不杂乎阴阳,不离乎阴阳"的太极观,建构了体用圆融的道德形上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