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年级数感不良儿童的筛查与动态干预

首先编制测查小学一年级儿童数感发展水平的测验, 以筛查出数感发展不良儿童并进行数量转换和数量估计的动态干预。将数感不良儿童分为干预组(29人)和控制组(27人), 并以数感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40人), 以比较干预训练对儿童数感水平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计算流畅性的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考查数感和计算流畅性的作用方向。结果发现：(1)所编制的儿童数感发展测验信效度良好, 能有效评估一年级儿童的数感水平; (2)数感不良儿童经干预后, 其数感水平较控制组有了明显改善, 计算流畅性水平也显著提高, 甚至达到正常组儿童的水平; (3)数感对计算流畅性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是计算流畅性的基础。     

4～5岁儿童对书面数符号的表征和理解能力的发展

本研究对61名中班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和理解能力进行了跟踪调查。一年中三次个别面试的结果表明,约40％的4岁儿童已能运用1—10的书面数符号表征数量。至中班末期,大多数5岁儿童能够较熟练地运用至少1一17的书面数符号来表征数量,尽管其中有人在两位数的表征和数字的正确写法上有困难。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与他们的基数概念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大学附属幼儿园4—5岁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好于为工人家庭服务的幼儿园儿童的能力。     

再论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其义同于“数”。根据《素问》的记载 ,“数”是人中之阴阳 ,“象”是天地之阴阳。这与帛书《要》篇中将《易》归于“人道”的说法相通。另外 ,据秦汉时代的流行观点 ,伏羲画卦的传说也与人道思想有关。     

清代学者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

本文考述了焦循的旁通、相错、时行三说,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看法：1．焦循以普遍联系和爻位运动的观点研究《周易》,把《周易》六十四卦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生生不息”的动态系统,比之孤立、静止地研究《周易》一卦一爻,更有意义。2．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是建立在客观分析的考据基础之上,不宜武断否定。3．焦循易学构架并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4．焦循以“声训”为媒介的两卦或数卦之间的关联是否《周易》本义值得讨论,其“声训”缺乏充分的文献旁证是一大缺憾。     

《太玄》的筮法和天道观略论

<太玄>是西汉社会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的一个学术产物,也是继孟喜、京房易学之后推阐天道的又一数术工具.扬雄创作<太玄>,既是一次对<周易>经传的模拟与改造,也是对易卦筮法的一次再创造.<太玄>筮法的出现,是对先秦西汉数术之学、尤其是对象数易学的一次大整合;扬雄以"玄"为宁宙本体的天道观,正是在对筮法进行重新构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     

早期出土文物中卦爻符号指称意义研究——与数字卦指称的商榷

本文将出土材料上的卦爻符号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时间及社会环境中,按照取爻定卦、图像记录、筮法推衍三个行为阶段进行分析研究。依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将筮占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生活资料,从传授与习得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将卦爻筮占的图像分为阴阳爻画和数字爻画两类。并通过记录方式按符号类型进行分类,对符号图像组成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将筮法的发展分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详细论述,试图厘清数字卦的内涵及外延。     

非常短暂呈现时间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考察不同系列项目呈现时间范式中的系列位置效应,并验证Ｎｅａｔｈ提出的区辨理论公式对中文材料的适用性。结果表明,在非常短暂的系列项目呈现时间,并且项目之间的时间间隔按不同中数比率变化的实验条件中．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但是Ｎｅａｔｈ提出的区辨理论的公式,不能预测本实验结果,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点。     

试论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对卦序与象数的统合意义

本文通过对象数的分析,辅以对易图的考虑,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重新比照有关楚简图版,拟就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的分布排序提出相关的推论.笔者认为楚竹书<周易>的红黑符号体现古人在阴阳气化上所提出的理论,并反映了"非覆即变"的思想和上下经错综排序而各得十八卦形的原则,已经在战国中后期形成.由此而见,楚竹书<周易>的易学符号在卦序、易象、易数、易图、义理等各方面的内容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并起着象征性的联系作用,令<周易>整套系统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浑然整体,具有重要的统合意义.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易》象数及西方有关学说

本文从《易》象数的角度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认为这种象数的“二对生”的区别性特征是周氏学说的内在发动结构,由此而提出一些很不同于流行的“宇宙论加上伦理学”的解释模式的思路。在一些被长久争论的问题上,比如“太极与无极的关系”、“太极与两仪的关系”、“诚与太极的关系”、“中与太极和诚的关系”,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这新的理解方式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不止是程朱陆王的一个含糊的先导,而是融合了儒道释的思想精华,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原发力与中和的精微境界的划时代的哲理学说,其蕴义(比如超出理气二分的原本发生论)并未被后来的理学家们穷尽。本文最后将周敦颐的思想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及莱布尼兹的学说进行对比,一方面揭示“象数”在伟大的哲理传统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又表明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在结构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