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及其转换

道器之辨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从汉唐宇宙生成论范式下的"道先器后"说转换为宋明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进而在明清之际转换为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人文主义视野和趋时更新的开放价值取向。     

《左传》、《国语》筮数“八”之初探

《左传》、《国语》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重要典籍,对于我们考究先秦人们治《易》之基本情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八”字之谜乃《左传》、《国语》中存留至今的“阙疑”,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八”字之疑阐发一下个人浅见,旨在抛砖引玉,与读者朋友共同商榷.     

系辞之情心筮之妙--赵汝楳之易理、占筮观及其思想文化意义

南宋著名易学家赵汝楳,在其易学著作<易雅>与<筮宗>中,提出了以"系辞之情"论"吉凶悔吝"的易理观,以"心筮之妙"为"蓍筮之本"的占筮观.赵汝楳将兼具象数与义理两方面内容的易学传统思想与宋代理学思想相融合,力图将原始巫术性质的神秘主义纳入可控制可调整的道德修养的范围,从而表现出探索心灵与外物、道德智慧与卜筮象数之关系的努力,这也正是其思想文化意义之所在.     

论《京氏易传》与后世纳甲筮法的文化内涵

《京氏易传》是《易》与阴阳家相结合的产物,京房在这部书中极富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系列新的易学条例．丰富了卦气说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京氏易传》将五行机制输入卦爻之中,以定占断的吉凶之义．从而革新了先秦以卦象与卦爻辞释占的方法,开创了《周易》占筮的新局面。作者还对《京氏易传》与后世纳甲筮法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     

让小我融入大我:适恰自尊的积极心理学意义

本研究基于本土自尊理论,将建立在适度恰当满足大小我需要基础上的自尊称为“适恰自尊”,并从个体,人际与集体三个层面揭示其积极心理学意义。结果发现：（1）在个体层面,适恰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2）在人际层面,适恰自尊会放大来自他人（即父母）适恰自尊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3）在集体层面,大学新生的适恰自尊与大我自尊显著正相关,并有利于大学新生在入学一年内通过逐步建立大我自尊和小我自尊满足多重基本心理需要。本研究通过揭示中国人理想型自尊的内涵和机制,将会助力中国人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建立与提升。     

宋金元人论管仲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事功和政治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宋金元三朝,管仲和《管子》仍然对社会政治以及士人的思想行为发生重要影响。宋代主张革新、务实尚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多崇尚管仲尊王攘夷的事功,尊之为贤相能臣的楷模,赞许孔子对管仲“如其仁”的评论。空谈心性的宋儒既讥讽管仲“器小”,也贬低管仲的事功,孟子对管仲的评判影响了这类宋儒。金元人尊崇管仲合诸侯匡天下的事功,尊其为贤臣之首,对管仲的所谓“器小”几无苛责。金元汉儒多讳言管仲攘夷平戎的功绩。     

变卦解《易》思想源流考论

结合四库提要所勾勒的"变卦解易"这一易学史上的重要线索,本文考述了<易小传>与<易变体义>、<易纂言>与<易象义>、<易象正>与<易原就正>的关系及其思想特色,澄清了其间的一些误传与误会.同时指出变卦解易这一思想流派早在四库之前的丁易东那里就已有所总结;指出以动爻变卦解<易>的思想发轫于<左传>中的古老筮例,明确于南宋沈该的<易小传>和都絮的<易变体义>,经宋元之际吴澄的<易纂言>和丁易东的<易象义>,到明代黄道周的<易象正>达到其高峰,清代包仪的<易原就正>受到黄道周<易象正>的影响很大.     

特征觉察器与康德的先验形式

康德主张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条件,即与特定的形式相符合,这与认知心理学上的特征觉察器相一致。特征觉察器是对特定的刺激物作出特定反应的高级神经元组织。康德的先验形式的问题可以用特征觉察器和特征捆绑等神经组织和神经过程来解释。特征觉察器可为审美先验形式提供生理心理基础,也可以使康德美学的主客之争得到相对缓解。     

《国语·晋语四》"贞屯悔豫皆八"为宜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皆半说

本文以《国语.晋语四》"贞屯悔豫皆八"的释义为主要讨论对象,重新检讨了前人对此的种种解释,如认为此占所用的方法为传说中的《连山》与《归藏》,以"八"为本卦不变之爻的营数,以"八"为本之二卦阴爻的营数等。通过对大量新材料的考索,运用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笔者得出结论:基于《左传》、《国语》中所用的《易》占皆不出《周易》系统,因而理解本则材料也应放在《周易》的占筮方法中考察;从之卦豫卦反观本卦屯卦,"贞屯悔豫皆八"其实是指本卦屯卦宜变之爻与不变之爻各三爻,"皆八"就是皆半。"八"与"半"通作,在后世几已绝迹,但在先秦文献和器铭中却并不鲜见。论文还附带讨论了《国语》"泰之八"与《左传》"艮之八(艮之随)",指出二者不宜与"贞屯悔豫皆八"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