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崇俭戒奢的思想观念及其实践

<正>崇俭戒奢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佛教的重要思想内涵。加强道风建设,倡导崇俭戒奢,是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动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必然要求。下面从因果理论与惜福观念、缘起理论与无我思想、清规戒律、感恩与报恩思想、菩萨思想与奉献精神五个方面,试对佛教崇俭戒奢的思想观念及其实践进行探析。第一,因果理论与惜福观念。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非常深刻,     

净土尼庵白云寺

五台山,不知去过多少次了,可总也看不够、观不烦,每次都有不少新的感受,每次都会学到不少新的知识.这是因为,五台山不仅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且还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它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究不透的大百科全书.光是那众多的寺庙,就够你做许多文章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近来复兴的又一座尼寺--白云寺.     

从依照根据律到悬置根据律——论马里翁第三个还原的转向

在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之后,马里翁提出他的第三个还原,并认为它实现了一种转向,即前两个还原为了寻求确定性而回溯到主体性,但主体性所具有的对象性与存在性视阈对现象造成限制,因而要推出第三个还原来排除这些在先的限制条件,让现象无条件地显示自身。在马里翁所说的这个转向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基本思维方式上的转向,即前两个还原依照于根据律,第三个还原排除了根据律。这是因为,对象性与存在性这些在先的限制条件是存在于主体性之中的,而主体性是前两个还原为现象寻找在先的根据或基础而回溯到的,其基本思维方式是根据律。由于根据意味着条件和限制,于是,为了让现象达到由其自身显示自身的无条件的现象性,第三个还原排除了一切预先加给现象的限制条件、根据或基础,因而从根本上排除了根据律。     

浙江基督教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浙江省基督教第八次代表大会于2012年4月3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299名代表（其中正式代表277名,特邀代表22名）和12位列席人员出席了会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到会祝贺并致辞。会议审议修改并通过了浙江省基督教两会章程、     

从地理景观到义理名相：论历代祖师对五台山之“五”的诠释

山西五台山“山名”颇多,但“五台山”之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其名称源于“五座台顶”之地理景观,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五台”和佛教义理名相彼此融合,相得益彰,这离不开历代祖师的诠释。从北魏至唐代,祖师有多种解释,其中,澄观通过对“五”的诠释将这一地理景观赋予佛教意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宋元时期,延一和八思巴进一步引入密教经典和思想,予以重释和新证;明清时期,以镇澄和三世章嘉为代表的祖师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历代祖师们将五台山的五座台顶和五方、五部、五佛、五智、五蕴等一一对应,赋予其独特的佛教文化内涵,将“五台”认定为五方佛的幻化之地和文殊菩萨的智慧圣地,使自然意义上的台顶成为佛教义理和名相的地理表征。祖师们的论证,一方面受到了佛教文化中以“五”组织名相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数字“五”的影响。     

镇国与消灾: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研究

敦煌石窟中留存下来的文殊信仰资料极其丰富,这些资料包括文殊类经典、文学作品及绘画、彩塑等多种类型,时间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即曹氏归义军时期。通过对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的原因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认为镇国与消灾是这一时期该地区文殊信仰的基本内容。     

走远的小马扎

正父亲的梦想就是盼着我们兄妹长大了,他好拿着马扎坐北墙边晒太阳。这个梦想他计划在50岁时完成,但他的3个孩子不争气,没本事挣大钱,60岁的他不得不继续在村办企业里烧锅炉,夏天锅炉旁70多摄氏度的高温,他一天要推五六十车煤,再把它们添进锅炉里……父亲偶尔说起这些时,眼睛里又露出了迷茫,50岁已过去10年了,靠北墙晒太阳的梦想还摸不着边。父亲40岁那年单位查体,查出血压高,奶奶就是因为这病54岁去世的,父亲很注意,每天都坚持     

纪检干部腐败容忍度与其组织忠诚的关系

探讨在人格调节和工作倦怠中介作用下,纪检干部的腐败容忍度与其组织忠诚度的关系。采用腐败容忍度量表、组织忠诚量表、工作倦怠量表以及大五人格量表对193名纪检干部进行测查,研究结果表明：（1）纪检干部的腐败容忍度与其组织忠诚显著负相关;（2）腐败容忍度能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组织忠诚度,容忍度越低,组织忠诚度越高;（3）工作倦怠在腐败容忍度和组织忠诚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腐败容忍度与组织忠诚的关系受到纪检干部大五人格的调节作用,大五人格中情绪稳定性、外向性水平越高,腐败容忍度与组织忠诚的关系越弱。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上)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到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教会初期的文化发展

正初期教会在文学、艺术、等文化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沿,对欧洲和世界的贡献影响深远。教会在宗教文学上的渊源是四部福音、宗徒大事录、默示录和宗徒们的书信。从地窟里所发现的各种装饰和壁画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