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属词分类看民族语言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亲属关系基于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形成, 是个体首属的社会关系, 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王冠”。在每种语言中, 都有表征亲属关系的词, 即亲属词。亲属词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婚姻、社会和文化的信息, 是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01年以来, 通过一系列对汉族大学生、汉族儿童及青少年、纳西族、摩梭人、傣族、基诺族、彝族和白族的亲属词分类研究, 发现了不同民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 揭示了影响亲属词分类的因素, 显示了民族语言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揭示了语言影响亲属词分类的机制, 为语言影响认知的理论提供了重要证据; 揭示了不同民族的亲属关系的特点, 为民族心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资料。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与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是一项检查情感性决策机制的常用实验范式。据此, Damasio等人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设(SMH)解释情绪影响决策的神经生理机制。近期, 大量研究在IGT究竟是模糊决策还是风险决策、与情绪和认知的关系、与工作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的关系以及IGT的神经网络与分子遗传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资料。结果显示, IGT加工的早期由模糊决策主导, 情绪性躯体信号对引导决策选项的偏好可能起关键作用, 后期则倾向是一种风险决策, 认知评价和预期对选项偏向逐渐占优势; IGT与工作记忆的加工成分有相互重叠, 也需陈述性记忆的参与; IGT的加工不仅依赖于杏仁核、腹内侧前额皮层、眶额皮层等组成的情绪脑网络的活动, 还与背外侧前额皮层、海马、腹侧纹状体、岛叶皮层、辅助运动前区、扣带回皮层等许多脑区的活动有关; COMT和5-HTT的基因多态性会调节IGT相关的决策加工。总之, IGT是一项需要多重神经系统协同活动的决策加工任务, 且模糊与风险决策可能具有不同的遗传基础。     

浅谈汉字在现代图形设计中的运用

汉字的原始雏形是图画,汉字不只是交流信息的语言符号,更是被作为颇具独特品味的艺术品而大放异彩。从符号学分析,汉字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平面图形设计。在现代图形设计中我们要懂得怎样利用汉字,怎样充分运用汉字的造型原理去设计现代图形。在设计作品中,汉字不仅仅是符号、是装饰,而且具有图形设计的表现性思维,这样汉字才能真正活起来。     

范畴三段论推理的表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纸笔测验法对大学生如何进行范畴三段论推理进行了初步探讨.被试为123名大学生.研究发现:(1)人们在范畴三段论推理中一般有图形(像)的参与,且明晰的图形提示有助于推理成绩的提高;(2)影响范畴三段论推理的因素主要有前提能够建构的模型的数目、前提的内容、前提的格(格效应)和推理者自身(文理科、知识背景等)因素.具体而言,图示只对纯符号推理题有提高作用,理科学生只在文字内容推理题上显著高于文科学生;(3)对前提的不完全解释是产生推理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探究不确定状态下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原因?

确定事件原则是规范决策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本研究通过选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构建和修改一系列问题情境来考察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原因。结果表明,在双重理由的分离情境中,确定事件原则被违背了;而在单一理由的分离情境中,确定事件原则得以遵循。实验结果支持“基于理由的假设”而不支持“思维惰性假设”。文章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作为社会和文化情境的同伴圈子对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影响

基于同伴圈子的相似性假设探讨同伴圈子的形成、圈子社会情境对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及圈子文化背景对圈子社会化过程的调节作用。选取某城乡结合部一小学3至5年级898名儿童作为被试进行一年的跟踪调查, 其中在第一年当地城市儿童占36.5%, 当地农村儿童占48.8%, 流动儿童占10.4%。学生在第一和第二年都完成《班级戏剧》和《社会认知地图》问卷。研究结果表明：(1)在个体层面上, 圈子成员的社交性、亲社会性、自主性以及同伴接纳显著高于孤立者。城市儿童的自主性显著高于农村和流动儿童, 后两者之间则无显著差异。亲社会性在性别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2)儿童会依据社会能力的相似性来组成同伴圈子, 且不同圈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儿童也愿意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交往, 形成不同类型社会文化背景的同伴圈子。(3)儿童的社交性和自主性随着同伴圈子相应能力的提高而呈正向发展趋势。(4)同伴圈子对个体社交性和自主性发展的影响因圈子所注重的社会文化准则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农村－城市圈子比农村－流动圈子对儿童社交性发展的影响明显更大些; 农村圈子的儿童自主性水平更趋于随圈子自主性的提高而正向发展。     

时间隐喻在汉语时间量词语义加工中的作用

通过三个实验, 考察了时间隐喻在汉语时间量词语义加工中的作用。实验1表明, 当时间量词的水平方向隐喻(“长–短”)与字词的空间长度特征(“长–短”或“宽–窄”)不一致时, 语义加工受到了干扰; 实验2表明, 虽然“高–矮”亦为字词的空间特征, 但对时间量词的语义加工没有显著的影响, 证明时间的空间隐喻受讲话者的语言使用习惯影响; 实验3表明, 通过使用不同长度的背景降低了字形变化对于语义加工的影响之后, 与字形一致、隐喻不一致的条件比, 字形和隐喻皆不一致的条件引起了更大的干扰。整个研究表明, 汉语讲话者的时间隐喻只受空间的水平方向特征(“长–短”或“宽–窄”)影响, 不受空间的竖直方向特征(“高–矮”)影响。时间概念以空间长度特征为中介, 在长时记忆中与知觉符号同时储存。     

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一)

现象学把近代思想的主客体的对立关系及其思维模式化解为意向活动与其构造的意向相关项之间的意向性联系,从而将自己定位在以心理体验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和以思维内容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学之间。这个基本思维态度和思维方式也体现在现象学对语言、符号和意义的理解与分析上。本文试图通过对胡塞尔第一逻辑研究的意向分析的重构来展示现象学分析的这一基本特征,同时也指明语言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重要位置。     

归因是怎样影响假设思维的

考察了归因这一外力对假设思维的影响。研究发现归因对假设思维的影响与选择原因大小成正比与事件后果严重程度成反比。当选择原因相对后果而言足够大时,假设思维将不服从“特例－常规”规律。在此基础上,根据是否存在外力将事件分为被迫事件和自由事件,并提出“特例－常规”规律（或是“做－不做”规律）只适合自由事件而不是所有事件。这一结果部分地解释了长期存在于实验研究与现场研究中的假设思维所表现出的差异。     

"状态改变:状态继续"与"做:不做"

检查了“做／不做”这对概念的不足后．本文用“状态改变／状态继续”来替代“做／不做”。在“状态改变-状态继续”框架基础上将事件分为“整体事件”和“分段事件”。研究证实“做／不做”只适合于“整体事件”而不适合“分段事件”。最后．该框架部分也解释了长期存在于实验研究与现场研究中的假设思想所表现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