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美学思想探析

《林泉高致》作为一篇篇幅短小的理论文献,精要地论证了山水画的价值及其创作方法。郭熙在自己的山水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创作精髓,就是要以“林泉之心”,使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实现“物我合一”,达到“无我”的境界。从“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山水价值观、观照山水须持“林泉之心”、“注精以一之”的创作态度三个方面来探讨郭熙的山水美学思想,发掘其宝贵的美术史价值。     

武则天与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确立及其信仰

道宣的《续高僧传》编撰时,五台山有关文殊菩萨显化的灵异故事已在民间和僧界有了一定的流传。据文献分析,这些故事应该是华严信徒的宣教所为。《古清凉传》收集了这些灵异故事,并努力证明五台山就是《华严经》中所说的清凉山。而《古清凉传》的编撰以及会赜、惠祥多次奉敕赴五台山“检行圣迹”和朝拜活动,实出自武则天的授意。她登基后极力推崇文殊菩萨,借此把五台山塑造成国家层面的佛教中心,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日渐名扬天下。因此,武则天实是五台山文殊道场确立的始作俑者。她对文殊菩萨早期的崇奉以及五台山安舍利建塔,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大唐的佑护,个人性质突出;掌权后对华严宗派的重视,扩大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影响等行为,则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文征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绘画特征分析

文征明是明代著名山水画家,《拙政园三十一景图》是文征明园林绘画的经典之作,对于研究拙政园的原始形态和探索文征明园林绘画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的构图、笔墨以及布景,分析文征明园林题材的绘画特征。     

“无己”与“无用”:从个体逍遥到天下秩序——《庄子·逍遥游》的政治空间

从不同的角度疏解《庄子·逍遥游》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通过对《逍遥游》文本的细致疏解,拈出“无己”与“无用”这一对概念,进而考察每一个概念的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庄子看来,“己”与“用”存在密切关系,有“己”才谈得上各种具体之“用”,从而产生功用和利害观念,最终将人引入“有待”的各类条件限制之中。因此,庄子希望消除一“己”之偏私,以至“无己”,以脱离条件限制之域,摆脱一切功利性具体之“用”,进入“无待”的“逍遥”之境,也即“无用之大用”。因此,“无己”是“无用”的基本前提。同时,由“无己”开启的“无用”又是庄子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的独特言辞,《逍遥游》以尧与许由对待天下和治天下的态度将这一点加以彰显,并最终由“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无为逍遥的道体意象将个体的自适其适和天下秩序呈现出来。     

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东北佛教毗卢派法脉传承探析

毗卢派,全称金顶毗卢派或金鼎毗卢派,亦作毗陵派、毗卢宗,因尊奉毗卢遮那佛而得名,并带有一定密教特质,明末以来主要流传于东北、华北等地。其兴起,与《华严经》及毗卢佛信仰流行有关。以“毗卢寺”“毗卢庵”等命名的寺庙为数不少。华严宗将毗卢佛作为华藏世界教主。天台宗将毗卢佛视为法身佛,与卢舍那、释迦牟尼佛合称成法、报、化三身。密宗将毗卢佛作为无上本尊,名“大日如来”。     

今、帛、竹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

帛书及楚竹书、阜阳汉简<周易>的面世,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周易>经文的研究视野.东汉熹平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以熹平石经作为今文标准本,熹平石经遂成为后人研究、界定汉代经今、古文的重要依据.然今以帛<易>考之,汉初人们以隶字抄书,并无严格的今、古文区分,故熹平石经作为分辨汉人今、古文的权威,只是为平息当时的今、古文之争.汉唐人以自己所见之有限的古文本而定其"古文某作×",今以竹书校之,方知其所见之古文本及其古文字,与战国竹书古文本多有不同.而由今本与竹书本多有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确为古文本无疑.随着帛<易>的出土,有本师传授的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     

略论《周易》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兼与李申先生商榷

在古代历法的发展过程中,<周易>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早期主要表现为用易数解释历数,这种作用在唐以后逐渐消失;"卦气说"曾在一段时期内被作为历法的内容;而<周易>的"治历明时"思想对于历法研究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成为重要的治历原则之一.无论如何,<周易>对于古代历法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