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思想移居——以概念史为视角

自由,生发于社会,演绎于概念,它以思想移居的方式构筑了自身的历史。社会史与概念史交织的每一个时段都以思想驿站的方式标度着人类对自由的领悟水平。以概念史观之,在希腊城邦民主制的鼎盛时期,自由的概念是缺位的。希腊化时期,自由从人类的存在方式第一次变成为人类反思的对象,自由的概念史才开始其观念的里程。从发轫于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哲学的对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最初觉解,到近代社会形而上学自由观的确立,自由的概念一经生成,便乘着逻辑的翅膀飞升出一条相对独立的精神轨迹。而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批判所创立的"历史科学"则为自由概念史开拓出"社会现实"这一新的思想栖居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就是一次自由的思想移居,它并不是自由自身发展的断裂,而是关于自由的一个新的理论视域的开启,是自由从思辨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     

政治正当程序——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示

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论构成了一种关于宪法的政治正当程序理论,其对美国宪政史关键时期的结构性解释及其概念/话语体系对中国宪法学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冲击。国内的政治宪法学以不同的形式接受着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在阿克曼的启发下试图对中国自身的宪政史提供一种"整全主义"解释,从而在学术品格上与所谓的宪法教义学颇有差异。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中关于宪法政治的程序理性、人民的政治价值、宪定机构的制度效用、司法审查的功能定位对我们更为"整全"地理解美国宪法及其运作体系提供了更接近"历史"因而更接近"真相"的宏观图景,回应了其自身建构美国特色宪法理论的总体学术意图。阿克曼的理论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拓展宪法时间观与政治类型,重构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基础。     

从《人群中的人》看现代人的孤独处境

“孤独”是人类的基本处境之一,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现代人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早在19世纪,美国作家爱伦·坡就在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就形象的表现了身处孤独的现代人,如何在困境中挣扎。爱伦·坡极具洞见的预言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而弗洛姆提出的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倾向,则是对这种孤独的一种解释。     

我国宗教中国化及其法律规范体系研究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开展宗教治理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当下,党和国家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手段应对宗教领域的突出问题,在“制度赋能模式”下不断构建和完善相关立法,创造出了以多层级协调、多领域覆盖和多机制并举为基本特点的我国宗教中国化法律规范体系。未来,我们要进一步通过立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规范化机制建设,消除宗教极端主义干扰,为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康德理性的实践运用及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正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纠缠哲学的难题之一。神学本体论是传统的或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传统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那里,已成为阻碍哲学发展的绊脚石。那么哲学如何突破旧形而上学的束缚,并为形而上学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是当时哲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康德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     

自由：源子理牲设计还是情感道德——卢梭和费希特的政治哲学观之比较

自由,无论是对卢梭还是对费希特,都是其理论的内在追求和预设,并且被赋予最高的价值。然而,由于各自论证的理路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卢梭注重情感与心灵的直觉,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取决于人们之间内在情感道德的齐一性;而费希特则秉承启蒙传统,要求理性的查审,认为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但诉诸不同的理论运思方法,故导致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秩序。     

来稿须知

<正>《科学与无神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无神论学会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本刊秉持"宣传科学精神,开展无神论教育,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办刊宗旨,热忱欢迎海内外从事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学者、实际工作者赐稿,特对来稿提出以下要求:     

从理性到信仰:西方自由观的转向——对奥古斯丁信仰自由观的一种解读

在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基督教信仰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奥古斯丁扬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性自由观,提出了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信仰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展示了信仰、自由意志和理性三者之间富有张力的依存关系,实现了西方自由观的转向,对后来的西方哲学与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自由观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复兴,但由于从根本上并没有克服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困境,现实的人的自由、理性与信仰在黑格尔哲学中都被消解了。即便如此,在当代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那里,奥古斯丁确立的思维范式依然具有实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