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脑死亡立法的生物医学基础、社会学意义及推动程序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 ,以脑干死亡作为临床死亡诊断的标准已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界定 ,以保障现代医疗实践的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 ,除台湾、香港外 ,我国主体行政管辖区内尚无一份正式的关于脑死亡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因此 ,医疗实践仍以传统的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志。这种落后的医疗常规严重阻碍了我国人文学、社会学、法律学、卫生经济学、器官移植学等全方位的发展。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继续抢救正在给有限的人力及医药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 ,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就脑死亡立法问题提出若干个人研究…     

司法理性论略

司法理性不仅体现了法官职业的智识性要求 ,也是法律理性化的一种方式。本文从司法的过程分析出发 ,阐释了司法理性概念的内涵及其存在和成长的制度条件 ,论述了司法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所具有的特征和内在要求 ,并对司法理性在社会治理过程和法治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葛洪的教育目的和内容

葛洪作为道教学者和教育家 ,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本文仅就他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和以道为主 ,兼采各家教育内容作一探讨 ,敬希方家教正。一、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道家一般把所培养的人才称为“真人”、“至人”等。这是道家推崇备至的理想人格。所谓“真人”就是修真得道之人。他以修身养性为要 ,达到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葛洪把“真人”、“至人”的培养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上士” ,有时亦称“长才。”“上士”和神仙是有密切联系的 ,而且是神仙中最高级的。葛洪说 :“上士得道 ,升…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

入世后 ,建立健全既符合WTO要求 ,又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现状的基础上 ,针对入世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给现行金融监管立法带来的种种挑战 ,从立法理念、立法原则及具体的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建议     

关于"脑死亡"立法科学与伦理的纷争

我国对脑死亡的研究起步于 2 0世纪 80年代。1980年 ,学者李德祥提出脑死亡应是全脑死亡 ,从而克服了大脑死、脑干死等脑的部分死亡等同于脑死亡的缺陷[1] 。中国医学界开始讨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脑死亡标准。 1997年在全国第七届卫生立法讲习班上 ,有 2 0多位国内的知名专家 ,联名提出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问题。 1999年中华医学会组织了脑死亡标准 (草案 )专家研讨会 ,并提出了脑死亡诊断标准[2 ] 。同年 ,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大代表李炎唐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脑死亡及器官移植的立法提案 ,促使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2 0 0 …     

论克隆人的立法思考

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不久将出现于世,法律应如何对待克隆人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我国应理性对待,允许有条件克隆人,并就有关立法提出了初步构想.     

关于培养学生课堂注意力的思考

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和保持学生高度的注意力，一直是广大中小学教师积极探索的问题。本从“学习目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意志努力”和“注意的分配转移”几方面谈了作的观点。     

五台山魂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心头萦绕着五台山的万千气象，不知该从何下笔。为什么?五台山太博大了，无论从哪一角度去认识她，都难以达其究竟。这不仅因为五台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往今来，荟萃了不少文化积淀，而且，她基环500余里，幅员辽阔，寺宇众多，单是一座寺庙，就包含大量内容。更兼五台山地处高寒，四季气候变化多端，若是单方面构思，一定会有所遗漏偏差，故而条分缕析，分门别类，以窥五台山魂之玄奥博大。     

法律运行道德追问的两重向度

将法律运行的道德追问规定为两重向度 ,既有其学理的依据 ,又是历史给予的启示和破解现实难题的需要。对立法的道德追问不仅要考察法之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 ,而且要审视法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相契合的状况。对司法的道德追问则不仅要关注司法是否公正以及司法工作者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 ,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