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沧桑

小镇镶嵌在乌蒙山腹地，四周皆山。显得闭塞而坦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基于关系契约论的视角

契约精神在古代中国广泛存在,约束着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维持着社会的平衡与稳定。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的契约精神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礼"的文化属性:契约精神的价值取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具有互通性;契约的互惠性表现为从利己到利他的变迁且贯穿于从个人、家庭、宗族、国家的形成及维持的整个过程中;契约精神中道德约束与利益约束并存。唤醒现代人内化在心底的文化基因,恢复人们尊重自身优秀文化传统,敬畏中华文明的心理,是此研究的出发点及最终目的。     

来到常州城 便是常州人 常州市民宗局倾情服务流动穆斯林

江苏常州地处苏南地区,总面积4375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354.7万人,常住穆斯林人口1600多人。目前,全市有清真寺2处,清真食品基本供应点2家,清真拉面店近500家。回民聚居村1个,穆斯林墓地4处。近年来,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来常州市经商、务工、求学的流动穆斯林人数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常外来穆斯林群众已近万人。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     

理雅各对儒家祭祀礼的解读——以理雅各《诗经》译本为中心

在儒家倡导的五礼中,理雅各最重视祭祀礼,其中,他又特别关注祭天礼。《诗经》里有许多诗篇涉及祭祀礼仪,虽然这些祭祀礼仪并未表明是敬拜上帝,但是,理雅各坚持认为与上帝有关。在他看来,儒教和基督教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同,而儒教祭天与以色列人祭拜上帝的仪式却相似。他知道,在古代,以色列敬拜上帝是真正的举国全民参与,而在中国只有天子可以祭天,普通民众不能参与其中,全民皆可参与的是祭祖。理雅各对中国人的祭祖持批评态度,但又承认祭祖具有社会意义,并在祭祖礼中看到了上帝的存在,从而将中国传统宗教纳入一神教模式中予以诠释。     

略谈礼斗斗期

礼斗科仪是道教最主要和常用的祈福消灾法事。据《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云 :“北斗 ,司生司杀 ,养物济人之都会也 ,凡诸有情之人 ,即禀天地之气 ,阴阳之令 ,为男为女 ,可寿可夭 ,皆出其北斗之政命。”又据《搜神记》卷3:“南斗注生 ,北斗注死 ,凡人受胎 ,皆从南斗过北斗 ,所有祈求 ,皆向北斗。”说明了道教对北斗主宰人间生死祸福的信仰。为了祈求福寿 ,故道教徒常年皆向北斗星君礼拜。至于怎生礼拜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玉枢宝经》曰 :“世人欲免三灾九横之厄 ,即于静夜稽首北辰。”所以居家修持的信士 ,可于特定的日子在家中诵…     

题名安世高译《尸迦罗越六方礼经》译者考辨

可靠的安世高译经语料是东汉佛经真伪考辨的重要参考标准，因此厘清安世高的具体译经数目尤为重要。收录于《大正藏》长阿含中的单本《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今题名为安世高所译，但此经在《出三藏记集》中实际著录为失译杂经。以佛教历代经录为线索进行考辨可知：此经在梁时为僧祐新集，当时名为《尸迦罗越六向拜经》,译人已佚，和竺法护译《大六向拜经》并存于世。隋代《法经录》指出其出自长阿含，之后费长房将其臆断为安世高所译(597)。到唐代智升编《开元录》(730)时沿用费长房所说，并且第一次将经名改做“尸迦罗越六方礼经”编入《入藏录》,刻本大藏经时期以此为准，后世沿同至今。再据语词和语篇分析，此经可能为晋时二次编辑所成的抄经(抄自竺法护《大六向拜经》),并非直译自原典。现存敦煌本《尸迦罗越六向拜经》除个别词外，几乎完全相同，应属于此经的唐代抄本。     

文质论视野下的荀子人性论——兼评性朴论之争

近二十年来学界关于荀子性朴还是性恶的讨论，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学术争论。笔者并不赞同荀子性朴说，但认为性朴论者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荀子在《礼论》中提出性是本始材朴，是对何谓性的定义，而非对人性善恶的评判，故与性恶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荀子非常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的文质论传统，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讨论人性与礼制。他在《性恶》等篇中将作为质的人性理解为恶，但在《礼论》等篇中又非常肯定情与质，这展现了文质论的理论张力。相对而言，孟子对文质论没有像荀子那样讨论得那么深刻，但性善论更符合文质论的理论模式。     

论“中庸”的价值诉求

从元典文本的回归中具体考察“中庸”，可见其作为哲学范畴和方法论的本真内涵。正确理解与自觉践行“中庸”不仅具有宇宙观、道德观意义上的本然价值，而且也具有指向身心之和、人际之和、人与自然之和、人与社会之和的实然价值。“中庸”自身内在地包涵“权变”与“时中”两个基本要素，共同构成践行“中庸”的具体原则与方法。通过对“中庸”本...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