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文化的具身隐喻效应:蜷缩的身体使人更卑微

中国礼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机制,其中蜷缩的身体动作如弯腰、俯视、跪是与高社会地位群体社交的常用姿势。通过3个社会情境实验考察身体蜷缩程度与社会地位的隐喻效应。实验1显示与扩张姿势相比,保持蜷缩姿势的被试对被评价对象的社会地位评分更高。实验2控制被试的社交对象,发现与低社会地位人物相比,被试与高社会地位人物社交时身体蜷缩程度更大。实验3同时控制被试的身体姿势与视角空间,结果是跪姿被试比坐姿被试对被评价对象的社会地位评分更高,俯视被试比仰视被试对被评价对象的认同度更高。以上结果可证明中国礼文化中蜷缩身体姿势与社会地位的双向隐喻效应,同时,身体与空间的双重隐喻启动时其联结效应独立产生作用。     

中国外交中传统“礼”的现代性阐释

中华民族被誉为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华文明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礼”文化全面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哲学中,“礼”以其丰富的内涵彰显着其独特的价值,并且时中国外交有着深刻的影响。     

荀子“礼”背后的合理性原则及其局限

在荀子看来,"道"是人发动行为时应依据的准则。但为何要依"道"来行动,而不应依"非道"来行动,其背后必有一根据,即有一原则,这一原则也就是决定道之所以为道的原则。由于"礼义"是作为"权"、"衡"之"道"的实质,这一原则也即是"礼"之所以为道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荀子那里只能是"合理性原则"。但荀子对"礼"的合理性进行的正面阐发只是其效用性,这就带来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某些基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一视角而来的具体的"礼",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与个人当下的乃至长远的利益相冲突,导致其从效用性而言的礼的合理性原则无法落实为个人"心应可道(礼)"的决定原则;二是只从效用性上言"礼"的合理性,使得"礼"的道德涵义处于悬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礼"与"法"的界限。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礼法合流

“礼”与“法”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有其各自的内涵特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两者逐渐发生合流,在经历发端期、发展期与成熟期之后,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春秋决狱”是一种凭借春秋大义断案的独特的司法制度,开启了儒家法制化的进程,对于礼法合流的促成影响甚大。     

《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章歧解辨析及教学策略

《论语》体大思精,历代注疏琳琅满目,然因版本、家法、师承、诠释视野、时代发展等因素,导致不同著家对《论语》有关章句之理解存在分歧。《论语·学而》第十二章歧解源于"礼""和"关系认知及"小大由之"之句读。皇侃、邢昺"礼乐相须""乐主和同"与朱熹、刘宝楠"礼体和用""由礼致和"的不同诠释视域,决定了此章的经文大义理解及"小大由之"的句读归属。经典的歧解亦是思想史学术史发展的动力,其驱使历代大儒自强不息,奋力攀登,努力突破时代之局限,超越前贤之先见,不断在新的世界中"重建问题",敞开文本新的意义。     

63张笑脸 记录付出与感恩

<正>[新华网]69岁屠礼华坐车时常遇到好心人给她让座,于是每一次接受让座后,屠礼华就征得对方同意,拍下了这些善良人的笑脸,以示感谢和留念,至今共拍了63张。近日,她又主动联系了当地报纸,想对这些"让座人"公开说声谢谢。老人表示,年轻人工作辛苦,还要让座也不容易,要好好感谢人家。[随感]面对一个座位,年轻人辛苦一天、年长者身体孱弱,彼此都     

凌廷堪的“复礼”思想及评价

凌廷堪撰《复礼》三篇，希望自己成为清代中期学术的“开其端”“矫其弊”之人。他在对古今学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复礼”思想体系。礼在凌氏学术思想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贯穿其学术思想体系的关键和灵魂。他认为礼是“五常”的“纲纪”,其“学礼复善”之说既强调先验的道德本心，又不忽视后天的教化，是对孟、荀之说的折衷。针对李翱提出的“复性”论，凌廷堪别出心裁地提出“复礼”说，并主张通过“复礼”实现“复性”。     

论礼对巫术的改造——以《仪礼》士丧礼中的巫术因素为中心

经过系列改造,巫术行为在形式上更为礼仪化、程式化、正规化,价值取向强调宗法情感和道德伦理等,功能上突出政治教化,而根本性改造是对巫术因素重新以礼的精神诠释,移入周礼的价值观念。这一改造,使巫术性的宗教仪式服务于政治和伦理意义,成为整体礼乐文化架构的一部分,巫术色彩逐渐退色,而礼的人文精神凸显,更趋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