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演变——以桃坪羌寨为例

对我国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行分析,结合桃坪羌寨的实际案例,提出只有加强村落文化建设,以村民为主体,整合多方资源,才能更好地激活村落公共空间的活力,促进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不离世间觉 人间佛教的传播理念与策略

<正>“人间佛教”提出一百年来,其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菩萨精神改善人心、人生、人间的义理已臻完备。人间佛教对佛法的传播采取了一条适合现代众生、行教重于言教的入世化、人间化、现代化路线。     

性与命--全真教中国化的根基北大核心SSCI

在唐宋变革的社会背景下,道教也迎来了新的局面,新教派的出现是道教应对这一巨大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全真教作为新教派之一,从建教伊始便坚持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并紧紧抓住中国精神传统中的核心--性命问题作为立教之本,这是道教能够不断适应社会的革新与发展,坚守住中国化基本方向的根源。     

基于传统文化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设计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同时,人们对于工作、生活所需的空间环境的要求也随之不断提高。城市公共空间是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所需的公共使用空间,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其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自然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近年来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设计成为人们在新时代追求幸福生活和高质量生活的载体,同时也是吸收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文化载体,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生活幸福指数的关键点。为了改善公共空间艺术设计的效果,加大对城市文化的建设,深入分析传统文化与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设计的结合,希望能够加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文化性和艺术性,将传统文化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帮助居民提高文化认同感,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审美能力。     

论道德临界空间

道德临界空间是道德善恶发生质态转化的空间场域。道德主体根据自己能够承受的恶的极限与善的极限设置临界空间的道德边界,通过内隐约定维持道德临界空间的结构完整。道德临界空间是价值空间、契约空间和博弈空间,呈现出公共性与私人性、同位性与错位性、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空间样态,临界空间中善的临界点与恶的临界点的空间位置,表征着主体的道德境界与道德水平。道德临界空间为主体提供了可以量度的道德行动边界,让主体在不突破对象性主体临界点的道德选择中获得自由的道德生长。可以说,共同体道德秩序的建构就是维持道德临界空间的平衡,通过提升主体的利益计较值、关系亲密度及价值契合度,最大限度克服善恶主观性对道德临界点精确定位的空间制约,依特定道德情景压缩或拓展道德临界空间,是促进社会道德和谐的必然选择。     

伊斯兰教中国化阐释：从刘智到马启西伊儒会通的话语构筑及其演进

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主动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的重要成果,也是以刘智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质的中国化宗教阐释传统和话语范式。马启西继承刘智建构的话语脉络,创新中国化宗教阐释路径,成为中国伊斯兰教话语谱系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话语内涵就是用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阐述伊斯兰教,进而生成具有本土性的文本阐释与实践传统,为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和构建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福建黄檗山万福寺举行隐元禅师圆寂350年纪念法会

本刊讯隐元禅师是中日佛教界所共尊的祖师,是中日两国人民所崇敬的高僧,为中日文化交流互鉴作出历史性贡献,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黄檗禅僧东渡人数之众、时间持续之久、空间跨度之广、文化传播种类之多,堪称是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福建龙岩适中镇盂兰盆会的中国化之道

适中镇盂兰盆会超越了传统佛教盂兰盆会的形式和内容,每逢天干纪年甲乙丙三年的农历十月举行,供奉“正顺圣王”为主神,各类庆典活动不仅传承了佛教文化,也糅合了道教文化和闽西民俗,成为当地最为盛大的文化节俗,被列入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系列之三 把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强大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把湖北推向了艰苦卓绝的全面大考。全省宗教工作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直面挑战、积极引导、化危为机,把在抗疫斗争中所铸就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强大动能,引领湖北宗教健康发展。     

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之八 新昌大佛寺石雕弥勒像及刘勰碑记 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文化遗存

浙江新昌大佛寺石弥勒像和它同时诞生、至今遗迹尚存的千佛岩造像为中国南北朝时期江南重要龛像遗迹,是中国早期石窟像在南方仅存的遗迹、江南早期巨型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历史文物价值可与闻名中外的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造像媲美。是佛教中国化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也是新昌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实物证据。其工程浩大,工艺精湛,震惊当世。南朝时期文学评论家刘勰撰写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称其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僧祐造像、刘勰撰碑,至今成为新昌大佛寺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