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人四"感"

服侍神是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情,所以神对服侍群体更有着特別的要求.就像当年晓谕摩西一样,对利未人的职责和要求都与一般的以色列民大不相同.在新约时代中,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一个参与者眼中的行为遗传学史上的里程碑

行为遗传学的历史,从横切面看,就好似一个由心理学、遗传学、生物学、进化论、人类学、人口学、生物统计、社会学以及法哲学等学科组合成的万花筒。任何一对学科的演进都呈正相关。虽然任何一对学科都不至于相互否定,但是,他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和人物,又使得每一对学科并不完全相似     

做一个不断长进的牧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教会中信徒不会苛求牧者成为完全的人,但弟兄姐妹希望自己的牧者无论在讲道、教导,还是在灵命与为人处世方面都能够显出长进来,能够不断地向成熟迈进,而不是处在停滞状态中。使徒保罗在劝勉传道人提摩太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计划行为模型在HIV性风险行为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整理和回顾了计划行为模型在HIV性风险行为领域的应用与进展。该模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样本中,对于HIV性风险行为呈现良好的解释力,但是其整体预测力及内部变量的显著程度仍不时波动。21世纪以来,通过核心变量操作化、新变量引入和结构关系调整,模型获得了较大的扩展和完善。但在模型效度再检验、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克服个体行为模型缺陷,以及强化模型的干预适用性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大学生A型行为类型及其学业情绪特点

用A型行为类型量表和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对218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被调查大学生中A型行为者（A和A^-）约占25％。大学生的学业情绪以正性情绪为主,A型行为者的比例和学业情绪的得分在性别、年级、专业变量上无显著差异。不同行为类型者学业情绪的特点：B型者（B或B^-）的羞愧、气愤、厌烦、焦虑、自豪、希望、愉快情绪均明显低于A型者（A或A^-）;B型者（B或B^-）的羞愧、气愤情绪明显低于极端中间型者;TH得分高者负性情绪多而不能放松;CH得分高的学生既有羞愧和气愤,又有自豪和希望。     

组织行为的完全归因模型

本文首先阐述了对组织行为进行归因认知的必要性,分析了组织行为的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全归因"的概念并分析其要素与过程.为推进归因理论的社会应用,本文进一步给出了完全归因的初步模型.该模型充分考虑时空环境和心智环境的复杂性,并将归因推断与归因效果分析统一起来,对组织行为的归因认知过程进行了完整的描述.     

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父子依恋与自尊的链式中介

为探究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父子依恋和自尊的中介作用,采用父亲协同教养问卷、父子依恋问卷、自尊量表以及长处与困难问卷对613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父亲积极协同教养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父亲消极协同教养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2)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父子依恋与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应对老龄化困境的儒家伦理方案

相比老年医学和老年社会学对老年问题的重视,伦理学对“老去”的伦理意义关注得还不够。与将老去界定为衰老的一种客体化思路相对照,存在一种看待老去的内部的伦理视角。在应对年老带来的规范性困境的问题上,儒家提出以“学”与“孝”的方式来加以应对,这些应对方式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实践中体现出新的形式。它提供了一种理解老年的伦理视角,根据这一视角,人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存在者,老年可能通向伦理生活的成熟阶段。与西方文化将尊严奠基于自主性的理解不同,儒家伦理从地位尊严和成就尊严两个方面对何谓“有尊严地老去”给出了可能的解释。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居危思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提供稳定工作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组织创新, 这就使得研究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企业员工遭遇不同环境威胁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 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本文在威胁焦点下深化工作不安全感概念, 并基于“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过程。首先, 结合环境威胁来源与主观感知, 把工作不安全感分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和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 并将编制测量量表。其次, 期望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分析多时点的员工-主管配对数据, 基于情境调节焦点和工作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来揭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以及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最后, 将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工作不安全感潜在类型及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推进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和效用研究, 也为企业如何有效促进创新提供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