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法》中的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的解决方案及其遗留问题北大核心

罗尔斯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性的考虑,在《万民法》中将世界正义的主体设定为国家,从而明确拒绝了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主义正义。以国家为主体需预设国家的自主性,而国家自主性对内构成个人自主性的潜在威胁,对外构成战争的潜在动因,由此成为万民法理论中一个悖反性预设。为因应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以人民去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并着力论证人民之对内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的兼容,及其对外自主性与普遍和平理想的兼容。但这一方案未能明确回答非自由社会的自主性问题,并使万民法理论的主题变得暧昧,而万民法理论相对于世界主义正义是否更具现实性,也不像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确定。     

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居民自治的再建构

实地观察发现,"村转居"社区并不天然地更利于自治,其实际的治理状况经常表现为典型的弱自治特征。由于村转居社区一般是城市化进程对村庄进行了改造、并在行政整合的外力建构下形成的,原来的行政村所实施的村民自治主要基于村民之间共同的经济联结而不是社会自主性,决定了行政村的自治传统基本不具备可继承性。因此,对于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方式,应理性地定位于"有限自治",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以培育居民社会联结和社会自主性为目标的再建构过程。     

论自主性及其在生命伦理学中的意义

本文试图探讨自主性及其对生命伦理学的意义.文章以英国哲学家Onora O'Neill对自主性的质疑为起点,对康德和密尔意义上的自主性概念、以及自主性概念的来源和发展进行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指出,自主性在生命伦理学中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如许多哲学家所认为的生命伦理学的自主性与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发生了偏离,而是因为在实际运用中自主性的形式与实质被割裂了开来.文章提出,为使尊重自主性原则真正体现保护病人和受试者的利益,不应抛弃形式上的自主性,而应该修复它,并使之更好地体现和服务于实质的自主性.     

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

既有文献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把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国家一个或数个成功的政策,并且一般都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经济飞速发展背后的秘密.本文则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在于国家在社会和其它方面所施行的政策.并且,经济成功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或者社会政策的当期有效性,而在于国家在面对前期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意外后果时能够采取新的措施和政策谋求新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国家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绩效表现.绩效合法性机制使得中国政府在前期政策出现负面后果时马上会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而不得不迅速地进行政策调整,而历史传承的强国家传统又让中国政府能够打破利益集团或其它阻力,出台应对之策.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并没有固定的政策和稳定的制度来支撑,因而我们也不可能据此来构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