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山绍琦禅师研究

楚山绍琦禅师是明代初叶,振兴佛教特别是四川佛教的禅门巨匠。他具有生死一如的生死观和参禅念佛无二的禅学思想。     

清词丽句广告诗

广告与诗这一文学样式相结合,就诞生了“广告诗”这一有着特殊魅力的广告形式。古往今来,名人撰写广告诗,不仅有助于产品的推销,还有艺术欣赏价值,颇富情趣。     

识才爱才、大人榜样——缅怀真禅长老的福德慧德

真禅长老,一代高僧,瑶天玉露,不羁之才。教演华严,宗在禅门。禅净双修,悲深行苦,志大心慈,识才爱才。奖掖后学,提拔后学,重用后学,关心佛门灯传,心包万法,量容群品。度生无算,为法忘躯。     

论《禅苑清规》中禅、净与律学思想的互动

《禅苑清规》是目前所见最早、最完整的禅宗清规,它也是禅宗其他清规的范本,因其独特的地位,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编成于北宋末,正值佛教诸宗派融合之时,本文以佛教宗派学说交融为基础,讨论《禅苑清规》中所体现出来的禅、净与律学思想在此清规中的互动关系。     

言不尽的琴诗意境

以琴入诗,以诗颂琴,自先秦《诗经》就已经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发展出独特的琴诗文化。琴诗作为一种特殊主题的文学作品,具有言志、放怀、悟道等审美作用。诗人通过"琴"这一对古代文人最重要的修身养性之器的吟诵,抒发内心的情怀,感悟人生的道理,获得心灵上的解放与对道的形而上之体悟。诗与琴是中国古人言志缘情的最佳途径,通过优美感人的琴诗,古人将诗乐文化的精髓表达得淋漓尽致,也在其中寄托了其审美理想与人生哲理。     

陶奭龄著述考论

陶奭龄是明末佛学与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学界至今对其著述仍缺乏系统性的梳理,这与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本文根据传统史料并结合新发现的《宗镜录具体》,全面爬梳、考论其著述的全貌,为拼接陶氏完整的思想文本谱系奠立学术基础,以廓清笼罩在这一被埋没的思想家身上的迷雾。     

朱子诗经学中的文王之化与淫诗说

朱子以文王之化解说“二南”,又以淫诗说审视“郑卫之风”,其背后均通向圣人之学。具体而言,朱子通过“生有圣德”、后人追述称王、以“理”解“天”回应文王受命说等方式,在其诗经学体系中塑造了文王的圣人形象,并作为学之典范,且认为文王之化使“二南”之人均得性情之正。相较之下,未被文王之化的“郑卫”,旧俗未革,故多淫诗。朱子分别从作者定位、“止乎礼义”之义及雅郑邪正之辨等方面审视淫诗于学者之影响,其批驳之旨乃为使读者保持对淫诗的警省,从而得以端正性情,并通向圣人之学。     

宋代“箕仙”诗考论

扶箕降仙的巫术表演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宋代,娱神色彩淡化,转而强调娱人与实用功能.与前朝相比,宋代扶箕最富于文化色彩的一个特点是箕仙作诗现象的普遍性.在宋代有关扶箕降仙的记载中,所降之仙多为“紫姑”.宋代扶箕巫术的流行与社会巫风盛行、道巫不分的宗教传播、军事力量虚弱等原因有关,而推动箕仙作诗现象的因素包括科举制度发达、文化氛围浓厚、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等,具有鲜明的宋代社会特征.箕仙诗的价值也非仅止于文人逞才抒情和博妇孺一笑的娱乐功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诗尚奇的诗美追求与题材开拓,展示了宋人尚俗的生活意趣,为宋代士人提供了另类书写时政得失的方式.     

学佛与思维观念的转变

实际上,学佛有赵州禅师说的“吃茶去”一句话就够了,吃茶以后就行脚,明白了道理就去实践,把握自己的心。由于是生活禅,我们把它放在生活中去阐述,使它更有生命力与说服力,其实到最后还是一句“吃茶去”。 不解决转变思维观念的问题,学佛没有意义。有个例子,在一个寺院里,有一位发心在客堂收布施的老人家。     

物为我用 随缘自适——炎夏感悟

炎炎夏日,白花花的太阳把路面烤得发烫,晚上更是闷热。我们这些被社会称为“弱势群体”的芸芸众生,居住的筒子楼由于通风条件差,人人叫苦不迭。我却不以为然,佛说万法唯心造,对现前的环境应泰然处之,人的需要并非仅是物质的,没有精神生活就失去了做人的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使我进而感悟到“物为我用”的真谛,这也许是一种随缘的境界吧?我等凡夫俗子所说的“随遇而安”,乐哉悠哉,亦是随缘自适的真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