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语言观与释门文字禅刍议

禅宗发展到北宋中叶,逐渐由原来“不立文字”、“离经慢教”的内证禅转变为“不离文字”、“以教说禅”的文字禅。禅宗的这种转变,与儒道语言观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文字禅“因言显道”、“见道忘言”的提法就分别与儒家“文以明道”、道家“得意忘言”的观点渊源有自。当然,文字禅在兼采儒道的同时又运用佛教的二谛思维使儒道矛盾的语言观在自己身上得到了调和。     

赏梅时节品梅联

梅花,凌霜傲雪,冷艳芬芳, 清雅高洁,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古往今来,历代文人墨客不仅为我们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咏梅诗, 而且也撰写了不少耐人寻味的赏梅联。雪中自梅,雪映白梅梅映雪;风中绿竹,风翻绿竹竹翻风。这是宋代米芾与佛印于雪后观赏梅花的赏梅联。米芾出上联,     

略说吕洞宾的仙迹诗

神仙传说是我国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我国的神仙传说之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知名度最高。干春松著《神仙传》便指出:“在众多神仙真人中,在民间风头最劲、影响最大的当非八仙莫属。……在八仙中最为著名,传说最多的要算吕洞宾了。”其生卒年不详,相传他本为唐末文士,名岩又名岩客,字洞宾,自称回道人,后世称为回仙。河中府蒲坂县(今山西永济西)人,唐德宗时湖南按察使吕渭之孙,海州刺使吕让之子。另外,又有唐宗室、江西人、京兆(长安)人等说法。据传,他曾于唐懿宗咸通年间应进士试,不第,遂归隐华山,幸遇道士钟离权,随其修炼,终得成仙,…     

《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

把《孔子诗论》同《左传》、《国语》所反映的诗学观念相比较,二者有三个相同之处: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和对风、雅、颂的认识是一致的;都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乃至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解释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春秋时期的解《诗》用《诗》之风,不但是《诗论》产生的土壤,也给其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同时二者又有三个不同之处,即点滴论述和自成体系的不同;断章取义和评论篇旨的不同;大、小雅并重和国风、小雅并重的不同。这表明《诗论》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评论作品,是对春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大超越。     

惠能“心量广大”的文化心理学解读

惠能及其开创的禅宗的核心思想“明心见性”是明白“心量广大”。它包括如下几层含义:(1)“本心”中所包含的估量标准或尺度广大;(2)“心”度量、衡量、审度的对象众多,范围广大;(3)“心”的容量广大;(4)人心的耐受程度和转化能力强大;(5)人心的范围广大和创造力强大;(6)人的心态积极强大。“心量广大”具体体现在平常心、包容心或宽容心、认知力、精神力、心理能量等几个方面。“心量广大”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蕴含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精神,“道德自律和躬身自省”的中国文化伦理与价值追求,“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文情怀”的中国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由此来看,惠能的“心量广大”思想在当代社会仍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对当代文化建设,社会道德构建等有积极作用。     

种一片利益众生的福田——药山寺的农禅实践

这段时间,55岁的郭居士意外地发现,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成了儿时记忆中的样子。     

禅数学与中国佛教修学的初步形成

说一切有部禅数学作为第一种系统性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在修(禅定)和学(佛学)两个方面对中国佛教产生影响。后来的中国佛教,不论是对禅的定义,还是对修禅的次第等都基本没有变化,有很多方法都直接沿袭了禅数学的方法。而在义学方面,禅数学的影响更既深且远。禅数学的传入第一次把佛教的蕴、处、界等基本的名相概念介绍到中国,把佛教的话语体系和致思模式传入中国。中国佛教学者对佛性问题的禅数学、毗昙学阐发,成为中国佛性思想的萌芽,为涅槃学的流行提供了思想准备,大大推动了涅槃学的传播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佛性思想。     

论苏轼的净土信仰

苏轼以“东坡居士”自称,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关于苏轼和佛教的关系,人们一般都注重研究禅宗对于苏轼的影响,或是研究苏轼与禅林的交游。实际上,苏轼有极其浓厚的轮回转世信仰和净土思想,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苏轼的净土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相信自己的前身是一个僧人;他多次施舍财物以造作阿弥陀佛像,并且作了不少颂佛诗文;他为死去的亲人、朋友作水陆道场,以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兹据《苏轼年谱》［１］,并参以有关资料,细考苏轼生平有关西方净土的事迹,请大德专家指教。轮回说是佛教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教义之一。苏轼…     

乾隆御制诗与郎世宁绘画(三)

二、圣世康乾受帝恩郎世宁并非最早在清代宫廷服务的西洋画师,康熙时期的利类思（Ludovic Bugli,1606-1682）、马国贤（MatteoRipa,1692-1745）等皆是丹青妙手,尤其是后者的绘画深得康熙喜爱,他所画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精美绝伦,引发了康熙帝派学生向传教士学画的动议,而在宫廷服务的西洋面师能超过马国贤成就的正是郎世宁。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