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禅方式的雏形——坐作并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修持方式、生活方式及制度的层面上,一直随顺着外面的因缘条件而改变着、调整着,显示了佛教自身广阔的创造空间。而禅宗,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充满创新活力的宗派,在禅学思想、禅修方式、禅居方式上,至道信、弘忍时期,又有了一次新的转变。其最重要者,是     

虚云和尚禅学思想初探

虚云和尚继承、发扬、光大了禅宗思想和宗风，形成了丰富多采的禅修思想和方法，为禅宗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禅宗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     

晋宋之际玄禅背景下中国山水画的兴起

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书画在汉末魏晋时期也步入了艺术的自觉。就其发展历程来看,汉末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率先走向艺术自觉,魏晋之际以表现人物美的人物画又得到充分发展,而晋宋之际以表现自然美的山水画也迎来了独立发展的大好局面。山水画的开创者是宗炳,他同时也是山水画理论的集大成者,至今人们还记得他写的《画山水序》。他倡导的"畅神写意"说,无疑是在此前顾恺之"以形写神"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山水画的独立发展,其前提是山水美的独立,山水必须成为有意义的存在,必须走进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一种意象和意境,成为人的精神的拓展和延伸。这一切,又直接依赖于当时盛行的般若思想、佛性论和心性论对人心的洗礼,特别是禅学风气对人精神世界的熏习。     

黄檗禅学智慧及其现代意义

黄檗希运（？-855年），闽人，是南宗禅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一位禅学宗师。他的以《传心法要》、《宛陵录》为代表的禅学思想，是继《肇论》、《大乘起信论》之后佛教中国化的又一座理论丰碑，对中国禅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嵩山少林寺传戒述要

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6),地处中国中原腹地,交通发达,与都城洛阳隔山相望。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在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少林寺。跋陀有两位高徒,一为慧光,律学巨匠;一为僧稠,被誉为"葱领以东,禅学之最"。     

禅、诗、茶的融合 以唐代僧人皎然为中心的考察

皎然,唐代僧人,生卒年不详。幼负异才,性与道合。先在灵隐寺受戒出家,后居杼山妙喜寺。皎然佛儒兼取,既有隐居空山的修行,也常交友雅聚、写诗酬唱。其结交的友人多为名流,而皎然与陆羽尤为友情深笃,"为缁素忘年之交"。皎然的禅学思想属北宗普寂一脉,不过他又汲取南宗主张,彰显"空寂为本"的主张;同时他也不执着于空,而是体现于平常日用之中。皎然隐心不隐迹,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生活,也可谓是其禅学思想的践行。     

杨岐方会对临济禅法的继承与发展

比较杨岐方会与临济宗师禅法的异同,来看杨岐方会禅法对临济宗风的保持与发展,说明杨岐方会禅法的独特性。而杨岐方会提出的"立处即真"为顿悟的心性论,并非标新立异的独创,而是对南禅临济宗的继承。通过对杨岐方会所处时代困境的思考,提出的"四一法门"的教学论和"脚跟下修行"的功夫论,进而扩大为对禅学思想生命的思考,由此了解到杨岐方会禅法特色为开宗立派提供的意义与价值。     

清代文人画与禅宗的关系 以清代“扬州八怪”为例

禅宗对中国文人画艺术美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其在唐宋之际勃兴,在明清时期禅学书画论大放异彩——除了整体风格追求境界的超然、韵味之美外,其不拘一格的手法创造出了一种禅学意义上的"怪美"。这一"怪美"的审美趣味彰显独立个性,不为俗世牵绊,以世事为背景,承袭陶渊明、竹林七贤等魏晋以来的"怪才"而另有独创。     

在生命的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

本文是作者近年来的一篇演讲记录稿,讨论了存在与修行,存在与空性,存在与本体,存在与意义,存在与真实等一系列重大佛教理论问题。在教理与心宗、道统与学统,以及如何回应现代性挑战,如何诗意地安居等方面,也依据自己的习禅体验提出了相应的看法。作者特别强调生命体验及其实践的重要,认为这是人类不断开拓新的价值领域的根本基础。而佛教的现代性转化和发展,也必须以不丢失自己的超越性为前提。     

尊重古意,别出新裁——论《赵州录校注集评》的禅籍整理特色

关于对佛教经典的注疏如何看待的问题,明末莲池 宏在<竹窗随笔>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当时有人评论说天如惟则会集的<楞严会解>是"天如之<楞严>,非释迦之<楞严>",莲池回应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是初学者对此说法产生了执著,遂抛下所有古人的注疏都不看,那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