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基层社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产权制度的演进与困扰

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是广东对全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贡献。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产权制度的演变及其趋势主要呈现为:在股权设置上,改革初期占主导地位的集体股不断缩小直至完全取消,股权结构以个人股为主;个人股份的取得由无偿分配转为与购买相联系,福利配股被淡化;个人股份的产权权利也由初期单一收益权的残缺状态日益走向完备。但是,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产权制度还不完善,改革存在“路径依赖”,产权仍不明晰,社区福利主义一定程度蔓延。     

地方资讯

北京市民宗委下沉社区(村)开展防疫工作北京市民族宗教委党组根据北京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关于北京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下沉参加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组建10人工作组支援昌平区百善镇上东廓村疫情防控工作。2月27日,10名党员干部正式入驻上东廓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协同设计在乡村社区营造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探索中国乡村的未来走向,除了建设乡村的硬件条件,更重要的是需要明确乡村独特的价值存在。文章以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茅石镇中关村为例,对其乡村社区营造模式进行系统的研究,探析如何用协同设计的模式组织村民参与建造及社区活动,促进乡村社区营造的实现,为当下的乡村设计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宗教社区的联合与分离——宁夏韦州哈乙寺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韦州哈乙寺组织经历了兴起、废除、重构三个阶段,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组织聚礼、会礼、殡礼、念尼卡哈、决定封开斋时间、解释教法、代表穆斯林整体进行利益表达、与国家权力展开互动等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派的稳定性,提高民间的组织化程度。这种组织是在国家权力制约之下民间对宗教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是对政府权力不便参与部分的补充。哈乙寺组织的特点与不同民族的传统及社区史相关。在城镇化进程中,这一组织也面临着分离的隐忧。     

英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程及启示

根据英国本地新闻媒体报道,2020年1月位于伦敦的哈罗中央清真寺(Harrow Central Mosque)向诺斯威克公园医院(Northwick Park Hospital)的工作人员捐赠了11,000英镑,这笔捐款将用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辅助治疗设备费用。哈罗中央清真寺负责人纳西尔·巴希尔·瓦尔西(Nasir Bashir Warsi)解释了捐赠背后的原因,"穆斯林社区必须与大的社会互动,并通过支持哈罗及其周边地区急需的当地服务来表现出穆斯林的善意。"     

江苏丹阳市:运用数字化思维赋能 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北大核心

近年来,丹阳市在镇江市民宗局的指导下,创新思路、主动作为,着力提升宗教领域信息化能力,努力打造宗教领域安全工作智能化丹阳样板。一、强化“智效管理”,解决宗教领域安全工作“干什么”。一是树立一个目标。紧紧围绕宗教领域安全这个最大中心,把防风险、除隐惠作为首要工作来抓。组织全市12个镇(区、街道)、145个村委会、57个社区居委会的负责人开展宗教理论政策轮训,提升了工作理念。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设计探索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社区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社区的规划,力求构建和谐有序的城市社区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人们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对于城市社区规划工作的要求更为严格。为应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不断提高和改进城市社区环境规划工作,使之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文章以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设计为主要研究论点,结合GIS空间分析法和智慧社区进行研究。     

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地方政府、村集体与村民

在国家积极倡导"赋权于民"的背景之下,许多地区开始积极探索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我国农村集体产权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制度突破,它受到改革时以"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三者关系为核心的地方治理结构的影响。S市J区Y村在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村集体以及村民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特点。在地方政府主导产权制度变迁的情况下,村集体与村民都试图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积极建构其自主性,因此集体产权需要放置在地方治理结构之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