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心理挑战及其解析——基于文化不匹配理论的视角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大学校园的学习和生活中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以往文献表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表现出了明显的心理适应水平低, 学校参与度不高以及学业表现不足。文化不匹配理论从大学生的文化自我模式与高校文化规范之间关系出发, 解释了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的适应与学业成就等方面的不利处境。以文化不匹配理论为基础, 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心理行为挑战及其干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人格因素对文化不匹配的调节作用, 也可以探讨教育多样化在推进教育公平过程中的角色以及我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独特心理特征等内容。     

后疫情时代：复工阶段不同阶层的社会情绪及压力因素

本研究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复工阶段,不同阶层社会情绪和压力因素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基于三次问卷调查（NT1 = 1073; NT1 = 983; NT3 =1078）发现：（1）民众社会情绪均表现为积极情绪高于消极情绪,而且随时间推进社会情绪持续向好;（2）低阶层者的社会情绪始终比高阶层者更消极;（3）民众感知的安全压力随时间下降,而经济压力随时间没有显著变化;（4）低阶层者感知到更大的经济压力,高阶层者感知到更大的安全压力;（5）安全压力在社会阶层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经济压力在社会阶层与消极情绪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复工阶段存在社会情绪和压力来源的差异,为有针对性进行积极社会心态治理提供启示。     

"现代性"中国叙事二十年

本文认为,现代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中国走向世界时,我们也就有了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但是,现代性话语有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之别,不能脱离各种语境谈论各自的问题.相较西方的现代性论战,中国的现代性有一种从屈就到积极接受现代性的过程;除了建设现代性,我们还得反省现代性、融合传统.因此,我们按照现代性中国叙事的逻辑,主要陈述了中国化的西方视野、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中围绕现代性产生的争论,简要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要求处理视野的融合与分化问题,现代性的中国仍在且仍需继续现代性.     

肿瘤干细胞起源与鉴定方法研究现状

CSC理论使人们对恶性肿瘤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该理论改变目前以全部癌细胞为目标的药物治疗策略,将使治愈肿瘤成为可能.分离和鉴定CSC是CSC靶向治疗的第一步.本文就CSC的起源和鉴定方法做一简要综述.     

空间正义的另一种构想——“差异性团结”及其反思

一居住地的分化与隔离及其非公正性后果空间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批判而对人的空间实践方式所进行的探究,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及空间正义理论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对     

《古兰经》神圣教义的二元解读——信仰意义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神圣文本意义结构才是宗教教义构成的主导内容。解读《古兰经》的意义结构和层次是达到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同一信仰中不同教派解读神圣文本最大限度共识的最佳途径。《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教义经典,除了具备神圣文本对全人类的最终极的关怀和最普世性的道德主张之外,还把当时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内化到了经文中,其经文是在普世性主张的前提下做出的特殊性阐释,显示出信仰意义的二元性——普世性与特殊性。     

深入探索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之谜——社会认识论的回顾与前瞻

社会认识论多年来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关心支持。20 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在中国哲学学术发展的宏大背景中不断拓展,它是作为其中的一棵小草、一朵小花在成长,这个过程中依靠的是周围的参天大树,依托于良好的学术生态,能够与很多学者之间良性、健康地互动,不断地向大家讨教。这套丛书将最近几篇博士学位论文汇聚起来一道出版,使它们能形成一个体系,相互依托,涉及到社会阶层、社会风险、社会心态、社会信仰、技术生存与虚拟自我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     

Her-2在分化型甲状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探讨Her-2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中的表达意义.随机选取湖南省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近5年DTC64例,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癌组织中的Her-2的表达,并以良性甲状腺疾病36例作为对照,分析Her-2对DTC的可能作用.结果Her-2在64例DTC中阳性表达为21.9％(14/64),而在36例甲状腺良性疾病中阳性表达为2.8％(1/36),两者间的表达存在差异显著性(P＜0.05).Her-2表达与临床分期和P53的表达均具有相关性(P均＜0.05).Her-2在DTC中呈较高表达,而在良性甲状腺疾病中表达率极低,Her-2可能与DTC的发生相关.     

从西周同姓诸侯国看周王室的宗族分化

周王朝在西周时期分封了大量驻守地方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家族中有不少与周王室同为姬姓,且据称这些姬姓诸侯国宗族均为周王室的分支。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对这些诸侯国宗族谱系的记载,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的同姓诸侯国往往并非直接从周王室分化而来,它们往往源于已经从王室分立出来的分支宗族,如周、召、毕等生活在王畿地区的世族。同姓诸侯国在政治和礼仪等级上通常逊于王畿地区的世家大族的现象,或许正和这些诸侯国在姬姓王室宗族中的地位有关。     

“老板”能否“办教”?

随着教会的发展,一些新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受洗归入基督,他们的加入日渐改变了教会原来＂三多＂的信徒结构,影响了普通民众对基督教的观感,增强了教会的自养能力。与此同时,由于新社会阶层的基督徒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有相当程度的见识和知识,为教会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不少生机和活力。正因为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明显、贡献突出,不久就在原本人才相对匮乏的教会中脱颖而出。于是,一些热心的基督徒企业家很快成了教会的实际（也许名义上并不是）负责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