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依赖的调节作用

以62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手机依赖在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健康;（2）手机依赖调节了情绪智力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相对于低手机依赖的大学生,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要重视个体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的单独影响,更要重视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亲子沟通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模型

采用“中国学校课程教学调查项目”中1811名八年级学生及其家长作为样本进行调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的关系,考察亲子沟通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影响数学成绩;(2)亲子沟通、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亲子沟通、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探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采用社会比较倾向量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和抑郁问卷,对98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比较和物质主义价值观都显著正向预测了大学生抑郁; 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正念在社会比较通过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正念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因此,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过程中,物质主义价值观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正念起到了调节作用。     

夯实基层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夯实基层实践基础。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在基层的实践,对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瞄准基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德治基础。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工作反刍指在没有要求其出现的情境下, 有意识的、重复发生的工作方面的相关想法, 分为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两个维度。工作反刍对个体健康、工作及幸福感的影响有“双刃剑”效应。持续性认知理论、压力认知激活模型与认知资源视角理论, 可以解释该效应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应分析影响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 寻求减少消极效应、增加积极效应的途径, 拓展其双刃剑效应心理机制的分析视角和该效应的作用层面。     

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与健康行为

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关系着个体和国民的健康和福祉。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参考传统金钱领域的相关理论模型和方法的阶段, 但健康跨期决策具有领域特异性, 沿袭金钱领域理论模型和方法, 导致该领域在研究方法和结果上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健康跨期决策的行为后果是该领域关注重点, 多数研究均报告个体的低时间折扣率、高未来时间取向与其健康保护行为正相关, 与健康风险行为呈负相关。该领域也关注健康跨期决策的影响机制, 如决策对象和决策主体的核心特征等因素。未来研究亟需发展适用于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模型和研究范式, 明确健康行为与跨期决策偏好的关系, 深入探讨健康跨期决策的内在选择机制, 并在健康行为干预和医疗卫生政策应用方面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可变性一直是该领域争论的焦点所在。近些年来, 研究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导致价值观稳定性差异的机制问题。已有的神经反应证据表明, 当某种价值观是基于道义主义的绝对规则来进行认知建构的, 或与自我概念在表征上存在一致性时, 其更倾向于保持稳定的状态; 若非如此, 便可能会在外界影响(如他人劝说)下发生重要程度上的改变。未来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认识价值观稳定性与可变性关系的认知神经加工模型, 并探索价值观长效改变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 以促进理论研究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实践和应用。     

面孔识别的自我群体偏向

面孔认知研究表明, 人们识别和再认自己所属群体(如种族、性别、年龄)面孔的成绩显著好于识别其他群体面孔的成绩。近年来围绕面孔识别的这种自我群体偏向进行了实验研究, 研究者提出了知觉经验说和社会认知论两种理论来解释其认知加工机制, 而类别化-个性化模型和双路径模型则是将两种理论分别加以整合提出的新解释。研究者还对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任务等因素对自我群体偏向的影响。提升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研究的生态效度, 构建整合性理论模型以及加强跨文化和本土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孤独症谱系障碍者视觉定向与视觉搜索的特点及神经机制

定向网络是注意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视觉定向与视觉搜索两大任务。对于这两大注意任务, 正常个体在神经机制上存在较大的重叠, 然而, 孤独症个体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行为证据。研究者从非社会信息的注意视角发现, 一般而言, 在视觉定向上, 孤独症个体注意转移不存在缺陷, 而注意脱离存在困难, 但该结论仍有争议; 在视觉搜索上, 孤独症个体存在视觉搜索优势, 但该优势发生的阶段及原因仍需进一步探究。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孤独症个体在视觉定向任务中左右视野的不对称性、视觉搜索优势的内在机制及两大注意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