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主义认知逻辑与不同程度的真

直觉主义认知逻辑IEL不仅为邱奇–费奇悖论提供了解悖思路,还促进了直觉主义认识论的研究。IEL的构建旨在遵循BHK解释,以“直觉主义知识就是证实的结果”作为核心观点,接纳A→KA和KA→??A。IEL的预期解释借助“证实”概念给出了“直觉主义知识KA的证明”的定义,并以此扩展BHK解释。但直觉主义逻辑依赖于直觉主义数学,这使得BHK解释的核心在于对构造性证明的要求,基于此,IEL的预期解释偏离了BHK解释的初衷,进而IEL未能达到预期构建目标。通过对KA作新解读,能引出直觉主义真和经典真之间不同程度的真,IEL系统的一些重要内定理也将获得新理解。此外,关于IEL系统对应问题的一个猜测被提出来。     

中国神话中的具身心理学思想探索

西方“具身认知”心理学与赋存在中国文化里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体知”心理学思想息息相通, 而中国文化又有其独异于西方文化的“身体”智慧。文化的源头实为神话。追根溯源, 本文主要从具身认知的视阈中将中西方神话中“身体”的角色两相比照, 首先从本体论维度以现象学诠释的方法来描述神话的身体母体是如何生成的, 并以天地开辟神话、万物肇始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为例揭示中国“身体”的本体论特色—— 一元论; 其次再从空间维度以概念隐喻的理论来剖析神话的身体现象学场域是如何延展的, 并从物我同一角度、天人交感角度和人神相通角度来彰显中国“身体”的空间维度特色——气论; 最后再从时间维度以社会建构理论来解构神话的身体是如何在时间场域中流变的; 并从社会、文化和历史三个层面来表达中国“身体”的时间维度特色——易论。通过从中国神话故事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具身智慧”, 以期为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心理学起抛砖引玉之用。     

视觉工作记忆回溯线索效应的产生机制：认知阶段分离

以往研究关于视觉工作记忆回溯线索效应的产生机制主要存在5种假设, 目前依然存在争议。本研究通过改进前人研究实验范式, 采用包含内源性回溯线索的颜色回忆报告范式, 进一步对这5种假设进行检验。在实验1中, 我们调控了线索与探测阵列之间的时间间隔, 发现不同时间间隔不影响无线索条件的行为表现, 而在正常线索条件中被试的记忆精度以及能记住的项目数量均优于无线索条件; 在实验2中, 我们对回溯线索伴随的干扰刺激类型进行控制, 结果显示, 在不同条件下记忆精度不存在差别, 但当回溯线索伴随干扰刺激呈现时, 被试能记住的项目数量会被降低, 降低程度受干扰刺激的类型调制; 在实验3中, 我们对伴随回溯线索的干扰刺激的呈现时间进行控制, 发现虽然回溯线索效应仍然存在, 但干扰刺激的呈现时间不会影响效应程度。研究结果表明, 回溯线索的出现使得被试能够在决策加工前完成内部注意资源的再分配, 从而避免了同时进行这两种认知加工与记忆表征维持本身竞争认知资源。本研究为认知阶段分离假设提供了支持证据, 对解决回溯线索效应产生机制的争议以及理解内部注意与视觉工作记忆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权力感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基于高成本价值信号理论, 本文探究了权力感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5个实验的结果表明：权力感促使个体更愿意从事炫耀性亲社会行为, 高(vs. 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购买炫耀性亲社会产品, 更愿意进行炫耀性捐赠且捐赠金额较高, 也更愿意参与炫耀性善行, 其机制在于高权力感者具有较高的自我矫饰动机。本文对理解权力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丰富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文献有理论贡献, 对有效引导高权力感者从事亲社会行为具有实践价值。     

外观新颖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自我建构与产品类型的调节效应

外观创新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然而因此而导致的成败案例都很普遍。如何进行外观创新更受消费者欢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基于独特性需求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及自我建构理论,本文探讨了自我建构与外观新颖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交互作用、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件。通过3个实验,发现对于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而言,高外观新颖性能引发独特性需求从而提高购买意愿,而对于相依型自我建构而言,低外观新颖性则通过降低社会风险感知从而提高购买意愿;同时,本文也确定了产品类型对该机制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讲,对于实用品,所有消费者都对低外观新颖性产品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而对于享乐品,所有消费者都对高外观新颖性产品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     

关系认知与善意认知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采用投资博弈,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关系认知（亲疏关系、阶层关系）和特质认知（以善意为例）对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发现,亲疏关系认知、阶层关系认知和善意认知都会影响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关系越近、阶层越高、越善意,信任水平越高。随着亲疏关系下降或善意降低,阶层关系对信任水平的作用之间的差异逐步减弱。亲疏关系认知和阶层关系认知存在交互作用,亲疏、阶层和善意也具有交互作用。人们对上位阶层的信任大于平位大于下位,但是当信任对象存在低善意特质或陌生人身份时,人们对上位阶层的信任会下降至和平位没有差异;当低善意特质和陌生人身份同时存在时,人们对上位、平位和下位的信任无差异。     

电视暴力对不同外倾性气质学前儿童社会行为的差异化影响——“一般攻击模型”与“催化剂模型”的理论之争

选取154名3~5岁学前儿童（M=4.11,SD=0.31）,采用母亲报告法收集儿童最近3个月最常观看的电视节目、外倾性气质、问题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对19部儿童最常观看的动画片的暴力性进行编码,考察电视暴力频率和暴力残酷性和儿童外倾性对学前儿童社会行为的共同作用。结果：（1）在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时,电视暴力频率与儿童外倾性的交互作用显著,与低外倾性儿童相比,高外倾性儿童观看较多的电视暴力内容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观看较少电视暴力内容也会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2）在预测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时,电视暴力频率和暴力残酷性的主效应及其与儿童外倾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外倾性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高外倾性儿童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     

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依赖的调节作用

以62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手机依赖在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健康;（2）手机依赖调节了情绪智力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相对于低手机依赖的大学生,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要重视个体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的单独影响,更要重视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     

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的修订

该研究以国外学者Caglar Yildirim和Ana-Paula Correia于2015年编制的Nomophobia量表为基础,修订出了适用于国内的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研究首先使用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对量表结构进行初探; 其次使用项目反应模型进行项目分析并根据其分析结果对项目进行修改和筛选,最终形成正式版量表; 最后对正式版量表其进行信效度检验,并再次对量表题目进行项目分析。最终量表共16道题目,包括害怕无法获得信息、害怕失去便利、害怕失去联系和害怕失去网络连接4个维度; 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1,四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89,0.816,0.887和0.896。CFA验证性结果显示量表结构较好(χ2/df=3.91,RMSEA=0.067,TLI=0.941,CFI=0.952,SRMR=0.04); 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作为校标的结果显示二者之间相关为0.626,效度良好。最终量表项目区分度在[1.734,4.806]之间,四维度区分度均值为2.1765,2.72,3.2925和3.883,项目难度参数在[-1.830,4.806]之间。综上结果显示该研究编制的无手机恐惧量表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供后续研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