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和人民陪审制度改革

从价值论角度看,人民陪审制度不仅具有实现司法民主的政治价值,而且具有促进公正公信的诉讼价值。在我国从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民陪审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的个体参与,而组织化的司法参与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社会组织参与司法,无论对于彰显人民陪审的制度价值,还是解决实践中陪而不审的困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司法,让社会组织在人民陪审制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略论“专车”监管的法治化

专车服务业是兼具创新型产业特征和共享经济特征的互联网新兴行业。交通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基本照搬了传统出租车的监管模式,使专车丧失了共享经济内核以及互联网特性,显现出在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方式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具体监管活动与法治价值的脱节。本文认为,专车监管的法治化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寻求各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协调互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法治的价值引领,从尊重市场规律、强化社会监管、拥抱技术革命等契合深化改革的维度,去探索符合法治的专车监管模式。     

具身视角下的社会认知

摘 要：由于第一代认知科学存在着身心剥离的缺憾,具身化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主要特征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且得到了来自神经科学领域的支持。随着研究的深入,具身学派提出,社会认知是否也应是具身的。现有研究发现具身性对个体评价、反应速度、言语理解、人际交往等方面都有不小的作用。但上述以身体模拟为主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社会认知是具身的,具身学派还需解决诸如明确具身的定义、实验论证、明显区别于传统认知观等问题。     

从比较的视角看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及其启迪

从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看,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要求学科化的研究,其研究重心集中于公共领域,关注点在于企业制度与经营的层次.从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看,韦伯提出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当代西方学科化的经济伦理研究另有缘起.后者发轫于美国,而后欧洲和日本的学科化研究相继启动;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三者的理论特点有别.通过对照,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三方面的问题:对经济伦理学学科史的理解问题,中国经济伦理学的自身理论构建及其现实针对性问题.     

当代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以600名农民工为被试,采用自编的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情景问卷以及修订的自尊量表、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问卷,以探讨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考查农民工自尊在其感知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高自尊水平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感知社会支持都极其显著地高于低自尊农民工;（2）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感知社会支持水平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显著两两正相关;（4）自尊在感知社会支持基础上对主观幸福感及两个维度回归效应显著,为二者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压力感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

采用网络受欺负量表、压力感量表、网络社会支持问卷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对751名初中生进行调查,考察了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的关系、压力感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网络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存在显著正相关;（2）压力感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受欺负事件引起的压力感与抑郁间起调节作用,压力感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随网络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积极情绪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的进展

积极情绪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有密切的关系。首先,积极情绪不仅能够降低传染性疾病的感染风险,能够影响非传染性疾病病情、病程及死亡率。其次,积极情绪能够降低个体的心理易感性,使个体更好的应对负性或压力事件。最后,现有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社会交往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现存的直接效应模型和压力缓冲模型解释了积极情绪直接和间接促进健康的机制。未来的研究还需在研究方法和模型完善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老年社会功能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功能是健康老龄化的基本要素。本文综述了老年社会功能的定义和评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老年社会功能理论,以及社会功能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进展。在消极和积极老化观的指引下,该领域的研究存在两种取向：前者片面强调社会支持,追求享乐主义取向主观幸福感;后者则强调社会参与,追求幸福快乐取向主观幸福感。今后的研究应在积极老化观的指引下,强调老年阶段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和幸福快乐的幸福感,并开展相关的干预研究。     

亲子沟通问题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从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济南市一所重点中学选取887名初一至高三学生为被试,采取匿名的方式让被试报告与父母之间存在的沟通问题,以及自己的社会适应情况,以此探讨亲子沟通问题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结果发现:(1)总体上,青少年报告的亲子沟通问题并不是很多.在9项亲子沟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行为约束,排在最后一位的问题是缺乏信任.除高二和高三学生外,男女生,以及初一到高一学生的情况基本与总体相似;(2)男生报告的缺乏分享明显多于女生,而在9个方面的亲子沟通问题均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且随年级升高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在缺乏分享方面,初二学生的得分最高,而其余8个方面均为初三的学生得分最高;(3)所有亲子沟通问题均与青少年的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4)亲子沟通问题的不同方面可以预测不同方面的青少年社会适应,但对自尊和抑郁的预测作用超过对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     

8-10个月婴儿社会情绪行为特点的研究

本研究对8～10个月婴儿的母亲进行实验室结构访谈,考察了婴儿社会情绪行为发展的年龄特点和性别差异。结果表明:(1)8-10个月婴儿已经出现多种性质、较复杂的社会情绪行为,并且在频率上随年龄变化而增加;负性情绪行为的增长相对较明显,婴儿违反规定和分离焦虑行为在第九个月显著增多。(2)在8-10个月的婴儿中,具有不同社会情绪行为特征的婴儿的年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表现出较强负性情绪行为的婴儿在第九个月中显著增多。(3)8-10个月婴儿的社会情绪行为表现没有显著性别差异,但婴儿的社会情绪行为的发展趋势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婴在分离焦虑、执拗表现频率的增加上高于女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