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理念下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作为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关系集中交叉的中观领域,当代中国官民共建的社区建设实践表明,社区建设必然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密切合作,是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的过程。它为研究和推动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关系的调整,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和典型素材。     

农民合作社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对吉林梨树县百信农民合作社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吉林省梨树县百信农民合作社的实地调查,笔者对农民合作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合作社的内部治理结构、组织功能和组织文化进行了相关研究。笔者认为,以经济关系联合起来的农民在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以后,并没有改变其村民的身份,这就出现了一个主体两种身份的局面,势必会把合作社和村庄治理挂起钩来;合作社的发展会对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庄治理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     

关于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经验的对策

对外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的经验成就必须要依据国际惯例进行。对于如何预防和治理邪教,国际上很多学者提出了有意义的舆论宣传建议。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明确西方人如何看待治理邪教的舆论宣传工作。美国学者主张,媒体宣传一定要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宗教,树立一个信仰的     

论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对立以及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兼论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争论。罗尔斯从正义原则是独立于人们的各种善观念、善目的的角度论证正义优先于和决定人们的善观念、共同善目的,而桑德尔则通过批评罗尔斯所预设的自我观的个人主义性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理论代表了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两种基本路径。对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利益、规律的一般关系和历史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是正确研究正义与善之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思路,这也正是对双方理论进行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所在,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基本路径。     

论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主体新的学习隐喻:情境学习

在当今被冠以风险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等不同称谓的变革时代,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充满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治理场域。建立学习型政府和提升公共行政实践相关主体的学习能力,构成了思考和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场域的关键。情境学习作为一种新的学习隐喻,其具有社会协商性、知识建构性、变革与创新性、同情境的适应性调适和促进生成自组织现象的潜质等特征,不仅有助于增进多元公共行政实践主体的存在论意义,同时对于实现合作治理和最终建构公共行政实践共同体也发挥着重要意义。情境学习这一新隐喻的实现,需要进行一场涉及公共行政领域个体、知识观与组织观等多个层面的系统变革。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对教会治理问题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教会是蒙神选召,信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会众所组成的团体。就信仰而言,她是属灵团体,育她超然的地位;就国家法定地位而言,她是一个社会团体。这就要求她具备社团应有的条件。当前,中国教会正从自治、自养、自传过渡到治好、养好、传好。因此。     

《双流县城市河道——白河生态系统调查及治理措施研究》活动报告

一、活动背景：本次活动以“关注水资源,保护母亲河”为主题,通过组织同学们调查研究白河周边和生态情况、白河水质变化情况以及白河治污措施等活动内容为主体,积极鼓励学生投入到发现生态问题、处理生态问题的过程中来。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