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空间向度及其意蕴

空间治理研究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是空间的治理转向,二是治理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为理解国家治理增添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拓展了国家治理的研究进路。从空间与治理双向互构的角度,能够更好地把握治理的本质和空间治理的意蕴。空间在国家生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是国家治理的前提,也是国家治理建构的产物,并因治理建构而具多样性。探讨国家治理的空间逻辑,揭示空间向度之于国家治理的独特意蕴,有助于锻造治理共同体、填补治理缝隙和促进空间均衡发展。     

“功能-职责”视角下政府机构的改革过程与发展目标

政府机构改革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创新的现实体现。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功能优化与职责重构双重作用的结果。功能优化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职责重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外在动因。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前后衔接、逐层递进、相互联系的改革进程,各次改革之间并非完全独立。根据“功能-职责”的发生动因,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演进逻辑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展现：功能优化导向的行政性改革、职责重构导向的适应性改革、“功能-职责”共进导向的治理性改革。基于“功能-职责”的双重动因,梳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将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目标归纳为：一是立足现实国情并总结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更好推动政府创新;二是坚持行政权力的有限集中与适度下放,优化政策过程;三是根据时代发展逐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以整体性视角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四是机构改革具有稳定的周期性规律,但也不能局限于固定的周期之中;五是补足政府治理的现实短板,通过机构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综合发展。     

论家庭政策的道德价值

家庭政策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内含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为家庭政策促使社会道德具体化和现实化,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促进社会治理,厚植道德建设的民生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道德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奠定道德建设的主体基础。家庭政策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才能实现其道德价值。     

2011年1月至6月捐款明细

社会服务部长期致力于促进欠发达、偏远地区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机构、个人以及广大弟兄姊妹的鼎力支持。今年上半年,共收到国内个人捐款33.4377万元,机构捐款391.5427万元。是大家的爱心捐助,给了那些天真烂漫、渴望知识的贫苦儿童一个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给了生活艰辛却仍坚持听从主的召唤传播福音的农村贫苦传道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让我们继续爱心捐助,帮助那些生活在贫苦线边缘的人们能够喝上一口洁净的水、获得一次体检的机会……     

跨省域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行为与结构——基于“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比较研究

城市集群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格局,其中跨省域城市群由于涉及到的行政主体与层级更为复杂,其协调合作的实现更加困难。近年来,在跨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京津冀、长三角等跨省城市群采用了多种府际协作的方式共同治理。本文描述并比较跨省域城市群地方政府协作行动特征、整体治理结构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在制度性集体行动(ICA)框架下,本文构建了包括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两个层次的衡量指标,并通过考察2010-2014五年间京津冀与长三角的协作治理实践,比较了两个城市群的协作治理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经济社会特征的异质性程度与其形成的协作治理特征相关性较高,高异质性的城市群需要上级政府的资源输入与政策干预才能形成较好的协作治理,低异质性城市群其内部更容易形成自发的协作治理。     

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CSSCI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意蕴

国家治理的过程是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前者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后者表现为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价值目标是生态文明,其具象化目标即美丽中国。国家治理的善性决定于其伦理合理性,而伦理合理性又决定于明确、合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定位。顺应生态伦理的生态治理为国家治理生成合法性,不仅因为生态治理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并致力于实现生态正义,还因为有效的生态治理满足善治的全部条件。     

民间宗教的分类治理策略——基于鄂东南L村田野调查

从鄂东南L村的田野调查中,依据民间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的不同划分出认同型和感召型两类民间宗教,两者有不同的特点、生成逻辑和影响。认同型民间宗教的形成源于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功能,这类民间宗教具有组织结构性强、半封闭性的特点,潜在地削弱基层政府的影响力,造成社会区隔,但也带来发达的社会互助网络,我们应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感召型民间宗教的形成源于纯粹的心灵寄托与精神慰藉,这类民间宗教组织结构性弱、开放性强,会助长心灵消费行为,增加信众的社会负担,同时也丰富信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应对其积极引导。基于此,我们的民间宗教治理可以提炼总结为强化基层组织、以关键因素为抓手的分类治理策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重动力及其实现逻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关民族凝聚力建设,事关社会秩序有效整合。因此,必须深刻把握其成为全民行动的力量之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力主要由历史动力、社会化动力和理性动力构成。传统家国情怀和伦理秩序的心理惯性、社会化的主动性和约制性的双重适应、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分别构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动力、现实动力和感召动力。基于三重动力的逻辑基础,强化人们背弃伦理道德的羞耻感和违和感,巩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获得感,构成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指向。     

城市的“术语革命”:生命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城市图景解码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实在景观,集中展示了现代性的奥秘。但在对城市哲学的探讨中,城市的定位仍处于被简化的境遇。在生命政治哲学的谱系中,城市不仅是地理空间,更应是治理模式,这构成了城市概念的“术语革命”。作为治理手段,城市以法之例外的装置群进行权力的溢出式治理,这成为城市病态现象的肇端。城市的生命政治治理在今天也孕育了生命的共同性财富,成为对抗例外装置危机的有力武器,为城市的良性筹划提供了可能。立足中国现实,中国的城市治理需要合理吸收西方生命政治哲学给予城市的“术语革命”,同时更需要批判性超越此种范式的局限性,为中国城市文明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持续性建构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