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与不平等:道德冲突产生的根源及治理之道

在当代中国,各领域的道德矛盾和道德冲突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有的甚至已经演化为局部风险而成为制约社会和谐的因素之一。布劳关于异质性与不平等的理论为我们分析道德冲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当前,导致道德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原因之外,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身份确认缺失引发道德冲突;对异质性的曲解导致道德冲突;个人向上流动受阻激化道德冲突;中间阶层缺场无法缓解道德冲突;价值观和现存制度之间的矛盾也会带来道德冲突。治理和化解道德冲突的对策是:正确发挥主体性以降低道德冲突;强化异质性交叉以减少道德冲突;培育社会中间层以弱化道德冲突;实现不同群体间的有序流动以化解道德冲突;确立共享价值观以消弭道德冲突。     

国有大中型企业控制"内部人控制"的对策分析

国企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依然很多,最为突出的是企业长期存在的、大量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未能得到有效的扭转,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本文在辨析"内部人控制"准确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内部人控制"在我国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反思了国企改革历程中治理结构的失误,提出必须从外部环境到内部结构来整治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从委托人到代理人来完善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制等综合性的对策思考.     

加强寺院财务监督管理 治理商业化问题的重要途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抵御商业化的侵蚀, 是政府及有关部门引导僧团开展制度性建设的一项长期工作． 而寺院的财务监督管理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值得深入探讨。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我国宗教治理要遵循国家治理的大原则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国国家治理指出了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一个组成部分的宗教治理,也应当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本文探讨了人民利益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原则、法治原则对我国宗教治理的指导与约束作用。     

治疆方略视域下去极端化法治路径研究

去极端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法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正能量,共筑去极端化的铜墙铁壁,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最强力量;发挥社会组织在去极端化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管理与服务法治,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优势制度;健全和落实好去极端化的法律措施,把好依法严控的关键环节,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治本之策;坚持提高去极端化的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推进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思考:心理干预的“危”与“机”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公共卫生体系、临床医疗体系的一次重大挑战,也是对这些体系多年来建设成效的一次考验。站在本专业角度来看,当然也是对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与发展的一次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