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体制下的公共预算决策及预算民主

作为公共财政活动的核心环节,公共预算决策应积极顺应多中心体制的客观要求,确立公共性、法治性和硬约束的基本目标,并在程序上依照公共选择原理进行.在中国,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执政党在国家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是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需要坚持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考察当前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注重推进预算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尤其要发挥在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性控制作用,切实转变立法机构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被动局面,为建设"预算国家"、实现国家治理转型寻求突破口.     

异位妊娠临床诊疗中的策略与决策

通过异位妊娠的发病率,诊断及治疗中的注意事项,治疗方法的选择的分析,探讨异位妊娠的临床诊断及治疗的策略与决策。为了提高异位妊娠的诊断率、减少误诊率,需要建立合理的临床思维方法和科学的处理程序,为异位妊娠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科学的临床决策方法。     

道德的个体性与道德的社会性——麦金太尔对情感主义的批判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集中对情感主义进行了现代性批判,即从道德危机的反恩出发,对情感主义造成的道德分歧状况进行批判.麦金太尔认为情感主义体现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解决道德个体性与社会性相分离的途径在于道德实践.     

医患共同决策相关问题思考

医患共同决策作为西方较常见的临床决策模式,对减少决策失误和增进医患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但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患者的家庭结构、疾病认知度与就医模式等严重影响着医患关系和决策自主性;在医生与患者的责任分担上,专业壁垒的存在让医患共同决策可减轻医生决策压力的理论设定受到质疑,患者对医生既信任又怀疑的矛盾心境也使医生的角色进退两难。因此,医患共同决策模式作为较理想的决策模式在中国临床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医患关系的伦理重构

基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医学能力、风险以及第三者效应的综合考量,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医患关系可能构成的四种伦理转向：即“医−人工智能−患”共同决策模式（可能Ⅰ）、“患−人工智能”深度协作与医生保守立场（可能Ⅱ）、恢复传统“医−患”关系（可能Ⅲ）以及“医−人工智能”深度协作与患者保守立场（可能Ⅳ）。其中“医−人工智能−患”共同决策模式的交互本质可能进一步形成两种相互背离的发展取向：一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实践模式,二是计算机主义的医疗家长主义。

     

医疗风险决策的自我他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从心理学的层面梳理医疗风险决策自我他人差异的表现及影响因素,狭义的医疗风险是患者在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因为医疗过失导致的损害等不安全事件,而广义的医疗风险包含了患者受到的伤害和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受到的损失。在实际的医疗决策中,医生、家属和患者三方通常会做出不同的决策并且伴随着其立场的合理性,决策时也会受到决策框架和医疗决策模式等多方面的影响,可以采用解释水平理论、社会价值理论和双系统理论对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决策差异进行解释。未来可以从真实的医疗情境、个人特质、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医患共同决策模型及实践应用进展

目前较为成熟的医患共同决策模型根据实践场景可分为两种：一是未对应具体应用场景,二是用于特定临床实践。为了实施共同决策理念,不同决策辅助工具被开发应用。同时设计出不同视角的量表以评估医患共同决策模型应用对决策的影响及效果。研究提示,共同决策模型的内涵决定其应用层级;同时需根据本土医疗服务特点构建共同决策模型,研制出多样化的决策辅助工具以实施该理念。这为进一步开发适应我国医疗体系和就医习惯的医患共同决策模型及工具提供借鉴。

     

以认识论思想促进循证医学的不断发展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正式出现至今已历经30年,30年来EBM对医学,包括医学以外的一些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可谓有力推进了整个医学的进步。本文结合人类认识进步带来的改变与特殊作用,从关于证据、进一步认识医学、颠覆式的决策思维：医患共同决策、促进EBM不断发展四个方面展开阐释和讨论。显示了认识论思想在EBM与时俱进过程中所具有的指导性与重要性,并力图以认识论的思想丰富和促进EBM的不断发展。

     

家属代替知情同意的现状调查

为了解家属代替知情同意的现状, 剖析导致家属成为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现实原因, 随机选取215份临床知情同意书, 记录分析其签署人, 并对相关患者、家属、主管医生进行调查或访谈。结果显示, 家属代替知情同意的发生率为6.0%, 主要发生于老年、经济不独立、生活不能自理、就诊于急诊和不愿知情的患者。表明家属代替知情同意现象依然存在, 仅依靠修改法律条文维护患者权益作用有限, 提高养老和医疗保障、设置医院内司法干预制度可能是有效措施。     

患者主体意识在现代医学语境中的价值困境分析

患者主体意识在现代医学语境中出现了话语权的失落和自证困难,这可能引起患者的不满。对主客二分的生物医学模式教条和僵化的运用是这一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临床医生仍习惯于将疾病作狭义的生物学理解,造成了对患者主观陈述的轻视。若想突破困境,需要认识到医学具有科学和治疗手段的不同属性,在临床中加强医生对患者的理解与尊重,回归病人的真实世界,构建医患的共同决策环境,借鉴传统中医学身心一体的哲学思想,积极转换理念,探索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