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语言的形式美

人类在艺术创造活动中不仅熟悉和掌握了艺术语言的各种形式要素的特性,而且对各种形式要素之间的联系加以研究,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组合和创造,形成了各种艺术语言形式美的法则。艺术语言形式美的主要法则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1.对称与均衡;2.节奏与韵律;3.调和与对比;4.比例与主从律;5.整齐一律与多样统一。艺术语言的形式美法则概括了创造艺术美的一些共同特征和规律,是人类在艺术生产领域获得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的积淀和总结。研究艺术语言的形式美是为了推动艺术美的创造,更好地发挥语言形式的组织作用,使美的内容得到突出和强调,达到美的形式和美的内容高度统一。     

学习不良儿童的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与社会性发展的关系

从２３０８名１０—１５岁儿童中选取４２９名被试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儿童的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大大优于学习不良儿童,这些家庭资源与学习不良儿童的社会交往、自我概念和社会行为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明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产生着重要作用。     

二战之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基于社会性格的分析

美国社会在“二战”后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透过美国文化固有的“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特点,形塑了其战后的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以“单向度化、追求工具理性和个体优先”为核心特征,它们与科学心理学的主要特点存在对应关系。这一社会性格在文化方面对心理学的期待是“科学主义对精神世界的祛魅”,即“心理的世俗化”。在这个意义上,它进一步促进了战后美国心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巩固,继而促成了今天科学心理学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而科学心理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反过来又巩固了其社会性格,体现出美国的科学心理学作为其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参与维持美国社会高效运转的功能。     

记忆与遗忘：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的内在张力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由于经验中包括记忆在内的体验活动具有指向性(指向时间中的外物)、属我性(归属于自我)等特征,理学家在讨论遗忘工夫时,从“忘我”和“忘物”两个向度展开。他们通过解构经验层的自我和将道德自觉提升到前反思的直觉状态两种方式,获得“遗忘”的直接性,又通过对道德习性的培养获得本体记忆的道德主宰性,从而巧妙地解决了道德意识直接性与清晰性(主宰性)的冲突。     

数据与记忆伦理的新面相

当数据成为记忆的一种样式,且以一种更为本源的形式进入到记忆的产生与构成之中时,记忆伦理的探究就必然与数据相关联。这种关联性不仅表现为数据作为一种技术对记忆伦理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为数据的伦理属性与记忆伦理之间的羁绊以及数据相关的伦理问题与记忆伦理之间的羁绊。这些影响与羁绊正是记忆伦理的新面相。从技术伦理学的视角看,当其介入记忆时,会引发一些记忆伦理问题,同时也会解决一些记忆伦理问题;从记忆伦理学的视角来看,记忆与技术的深度关联使得对记忆伦理的考察必将技术纳入其中。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人类共有价值的辩证统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人类探索21世纪世界治理方案,实现共生、共担、共建、共享的伟大实践智慧,是人类逐渐实现从虚幻共同体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跨越的战略策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克服了资本主义修昔底德陷阱,在战略上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实践上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创造了现实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正确处理自觉坚持与自我发展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帮助情境中的预测偏差:成因与应对

理解帮助情境中社会性判断的特征对促成高效率和满意度的互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帮助与被帮助者因占据不同角色, 对帮助可能性,质量,心理感受和偏好方式等存在不对称的知觉, 进而在预测对方心理与行为时发生偏差, 可能阻碍合作的产生和亲社会行为的传递.此类偏差具有必然性, 受个体认知策略局限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并可根据其成因有的放矢地应对.未来可以探讨帮助发生的媒介,双方的社会关系以及帮助的类型与偏差的关系.     

条件性恐惧记忆消退的提取干预范式及其作用的神经机制

基于记忆再巩固理论的恐惧记忆提取干预范式被证明可以有效消退恐惧记忆, 能克服传统消退容易复发的缺点。该范式通过单独呈现条件刺激激活原有恐惧记忆, 使记忆重返不稳定状态, 随后在再巩固时间窗内实施干预则能改写原有记忆。目前该范式起作用的神经机制尚不明确, 本文在现有的人类研究和动物研究基础上, 总结了杏仁核、前额叶和海马三个脑区在提取干预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该领域研究的争议点, 为之后的研究提供思路。     

完满友爱:“自我关切”还是“非自我关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一个老问题的新解答

完满友爱行为究竟是为朋友之故还是为自己之故?这是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一直存有争议且影响其伦理学定性的老问题。以"利己"-"利他"主义模式分析这一问题并不合适。由亚氏"灵魂论"之"欲望"-"希求"界定的"自我关切"-"非自我关切"可作为疏解此问题的恰当概念:前者表明非完满友爱之"争",后者揭示出完满友爱之"让"。"让"是为回应"德事"之需,共同之"德事"则构成完满友爱所互同(通)之根基。作为"非自我关切"的共同德事是化解亚氏表面矛盾的基础,以成全德事为己任的完满友爱共同(通)体既有优势,亦有局限。     

在美国样本中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退缩的关系: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使用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的纵向研究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探究在儿童的早期发展中,母亲抑郁症状对儿童的社会性退缩的影响,以及母亲的教养行为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在儿童24~54个月期间,随着母亲抑郁症状的升高,儿童的社会性退缩也随之升高;（2）母亲抑郁症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与女孩相比,男孩的社会性退缩更容易受到母亲抑郁症状的影响;（3）在男孩中,消极的教养行为在母亲抑郁症状与男孩的社会性退缩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在女孩中,这一中介作用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