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北大核心CSSCISSCI

胡诚林在2006年第2期《中国道教》上发表文章《试谈道教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章认为,大力弘扬无为之德,倡导“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内涵,是当代道教济世利人、服务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途径与内容之一。无为是有为的基础和前提,“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无为到有为的认知和选择层面。要想有作为、作为好,必须“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弘扬、倡导道教“无为之德”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清心寡欲、为而不争、谦让奉献的无为境界,能引导人心向善,     

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抑郁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社区矫正人员的表达抑制、抑郁和社会适应三者间的关系,采用情绪调节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以及社会适应量表对漳州市269名矫正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 25～40岁之间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40岁以上的社区矫正人员,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男性.已婚、未婚以及离异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不存在...     

制度创新与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的基本逻辑

富有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制度是现代国家成长发展的必备要素。制度建设的重要旨向在于激发和巩固制度自信,进而凝聚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础。当前中国制度建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树立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自信。制度建设本身不断演进的规律表明,坚定的制度自信既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所蕴含的科学性、系统性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大感召力,又源自其改革创新的鲜明特质及因此而来的强大生命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创新性特质使其成长发展起来,源于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制度建构的自主性和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则使其不断走向成熟。因此,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将制度自信与制度创新辩证统一起来,把制度创新看作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制度自信则是制度创新的保障和推动力,从而形成制度创新与制度自信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制度成长形态。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本文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背景,深入揭示了这种变化深层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就是：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化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社会认识的悖论分析

本文论为社会认识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其特殊性表现为它是一种自认识,或者说是“悖论式”的认识,本文提出“双重角色悖论”、“视交叉悖论”、“纽康悖论”和“价值关涉悖论”,就社会认识的悖论现象作哲学分析,试图揭示社会认识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