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空间决定论的辩证法——关于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再思考

正当今时代,罗莎·卢森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她坚持主张资本的积累不仅依赖于特定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渗透和破坏。《政治经济学导论》是她于1907—1914年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学院任教时所完成工作的一部分,至今仍然是关于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佳著作之一~①。它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试图对发展中国家中的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渗透和破坏的精辟分析——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     

第二语言和情绪相互作用的研究综述

第二外语的习得在当今社会变得越发重要,但是即使能熟练使用第二外语的个体在理解情绪性信息时,也会发现二外中的所含有的情绪强度远小于母语,这一现象得到了众多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从情绪启动范式、情绪stroop范式、内隐翻译启动范式、情绪词汇判断任务和记忆任务这些不同的实验范式为视角,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综述和展望。     

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情绪的作用

为探讨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关系,实验1采用第三方惩罚范式,招募233名儿童被试,实验2采用第三方补偿范式,招募238名儿童被试,考察三种分配(高度不公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两个实验的结果。结果显示:(1)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拿出更多金币用于惩罚分配者;(2)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两种不公平情境下都拿出更多金币用于补偿接受者;(3)情绪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在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采用第三方补偿(相比第三方惩罚)的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时情绪波动更小,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有更多利他行为。这些结果从发展的角度为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强调了亲社会取向对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     

背外侧前额叶在安慰剂效应中的作用：社会情绪调节研究

为考察安慰剂效应在情绪调节中的脑机制,本研究以社会排斥图片为情绪诱发材料诱发社会疼痛,采用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TMS)激活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FC),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观测TMS对安慰剂下调社会疼痛的影响。实验以“TMS组别”(DLPFC组、控制组)为被试间变量,“安慰剂条件”(安慰剂、非安慰剂)为被试内因素。结果发现, DLPFC组(n=50)比控制组(n=50)在安慰剂条件下报告的负性情绪更弱,反映情绪体验强度的晚正成分的波幅也更低,上述组间差异在非安慰剂条件不显著。结果还表明,DLPFC组比控制组更相信安慰剂的效果,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安慰剂。此外相关结果发现,由DLPFC激活导致的安慰剂效应增强可有效降低社交焦虑倾向被试的负性社会情绪。本研究是结合脑调控和脑观测技术探讨安慰剂情绪调节脑机制的首次尝试,研究发现不但揭示了DLPFC在安慰剂调节情绪过程中的重要因果作用,还为临床治疗以情绪失调为主要症状的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脑调控干预的可行性脑靶点。     

产品传统文化载荷对品牌地位的影响——来自青年消费群体的证据

4项行为实验与1项脑成像实验一致证实,增加产品的传统文化载荷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产品品牌地位的感知评价。赋予产品更多的传统文化内涵能够激活消费者的社会认知脑区以及奖赏脑区,提升消费者的社会价值感知,进而影响其对产品品牌的地位感知评价。产品类型调节产品传统文化载荷对品牌地位的影响,传统文化载荷对品牌地位的赋能作用更适用于实用型产品,对享乐型产品品牌地位感知的影响并不明显。该研究发现拓展了文化营销的研究范畴,并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赋能品牌地位的认知神经机制,同时对实用型产品生产企业如何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品牌地位管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惺惺相惜：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影响

作者考察了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6个实验,作者发现社会身份冲突提升消费者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的偏好,产品的自我验证功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该效应受到购买目的和购买受益人的调节,即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提升作用在购买目的是获取产品的功能价值(而非象征价值)以及消费者为他人(而非自己)购买时减弱。这些研究发现拓展了文化混搭、社会身份冲突和自我验证的相关文献,并为企业如何借助情境因素营销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提供实践指导。     

财富与德性——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

亚当·斯密的生活哲学是当前斯密思想研究的新话题,而对“美好生活”内涵的阐释,构成了斯密生活哲学的主要内容。斯密从“财富”“道德”“美德”三重维度阐释了“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普及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前提。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能偏废“德性”。“德性”具有关于普通品德的“道德”和关于高尚品德的“美德”的双重内涵。鉴于此,“美好生活”既可以是“财富”与“道德”的统一,也可以是“财富”与“美德”的统一。     

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算法歧视与社会公正

算法是以数据为基础资源,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目标导向的策略机制和运行程序,是人工智能的“中枢神经”和“灵魂”,它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在通过机器学习之类技术采集、存储、分析数据,进而进行自动化决策时,算法设计、编写的主体立场,支撑和训练算法的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算法内蕴的价值负荷和价值选择,特定价值主体基于算法的行为倾向性,以及智能系统的自主评价和决策,都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算法歧视,影响社会公正的实现。相较人们熟悉的社会歧视现象,算法歧视更加广泛、多元,更加精准、有针对性,也更加隐蔽、“巧妙”。只有在社会智能化进程中,确立全体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将公正价值观“内嵌”到智能算法之中,并建立动态的评价、监督机制,才能对算法歧视进行必要的规制,重构智能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     

青少年抑郁与自伤行为的发展轨迹及其关系：基于两年的追踪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贵州四所学校的581名初一学生进行历时2年的3次追踪测查,采用交叉滞后模型和潜变量增长模型考察了青少年抑郁和自伤行为的时序效应以及二者的发展轨迹及其关系,同时探究了社会支持在其间的保护作用。结果发现：(1)青少年抑郁能够显著预测其后续的自伤行为,但自伤行为对后续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2)抑郁和自伤行为在青少年早期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呈线性增长趋势;(3)抑郁的初始水平和增长均能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增长;(4)社会支持能够显著调节抑郁增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抑郁增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增长的影响在低社会支持水平下更强,而在高社会支持水平下有所减弱,说明高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了保护作用。该结果揭示了青少年抑郁和自伤行为的动态发展关系及其保护性因素,对于制定科学的预防及干预方案、帮助青少年减少自伤行为等具有重要价值。     

“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

根据城市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梳理和城市社区养老的实地调研,本研究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期在时空压缩视角下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研究发现,在时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并存的问题。在空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地理空间上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制度空间上的集体消费分化并挤压私人消费、生活空间上的家庭内部“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等问题。这种时空高度压缩最终导致了城市养老的诸多问题,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的结构比重偏高、家庭挤占老人自养的资源、养老治理失灵等。为了化解这些养老问题,政府应该将家庭而非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并且根据社区类型、老人分化后的不同需求,建设多元的养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