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望月清司关于“自然的异化”观点的分析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在关于马克思异化的第一规定研究中,提出了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等同于自然的异化的观点,同时在论证上把过去倾向于剥削特征的披露变成了揭示一般人的劳动外化的必然性和类本质的市民社会规定[1],这个转换不仅意味着淡化了原有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公正”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2月19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公正"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道德科学研究院徐惟诚院长参加会议并讲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健     

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及其在宗教学史上的意义

社会批判不仅能使宗教批判现实化、彻底化,且能揭示出产生“处境的幻觉”的“幻觉的处境”所遮蔽的“颠倒的世界”,即揭示出能澄明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总和。社会批判的目的是,消解“元价值”强制和同化、消除“中心”与“边缘”的分裂和斗争,使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个人及其自由解放与他人及其自由解放彼此平等即各人“以人为自我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状态才得以最终实现。这说明,马克思已从人类学立场和视野来考察、把握人和人类社会,因而社会批判蕴含人类学哲学意义。     

价值观问题的三重现实背景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人类及其社会的永恒主题,在现实生活中突出地表现为价值观问题,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三是创造与索取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缘于价值观层面的争论而起。以价值观的形式来突出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正是价值观的中心问题或实质所在。     

论人性及人性的价值导向和制度规约

我们不能笼统地或抽象地谈论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具体的,具体的人性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在其特定的社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满足和实现需要的行为表现,人在满足需要的行为中表现其人性,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规定性。人性从表现到获得规定性,存在着两道“闸门”,即价值导向和制度规约。     

社会关系与社会形式的文本意义新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马克思思想分界意义的再思考

传统认识中,一般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作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理论分野的重要标志。但是,这忽视了《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承认费尔巴哈已经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在社会理论上,马克思真正超越费尔巴哈之处,在于《提纲》第六条的“批判”和第七条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依托这两个概念,马克思通过分析具体的、阶段性的社会形式,追求社会形态进步的基本取向,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对这方面的重新厘清,对今日中国现实启蒙和现代化批判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论杜威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

杜威认为义务和内在的自然倾向共同构成自我实现的内外条件,与欲望相联结构成履行义务的内在动力。义务的内容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社会关系的情境维度决定了义务的准则不能依赖外在的先天法则。杜威由此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义务论无法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让纯粹形式的义务形成具体的义务意识,二是如何让纯粹的义务变成行动者的道德实践动力。杜威认为康德义务论的症结在于不信任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试图以一种基于旁观者视角形成的“应当”来构建道德现实的“是”,杜威认为这是康德所继承的传统二元论在道德领域的运用而已。另外,对杜威义务立场存在两种质疑,一是如何让非理性者从社会关系中获取他的义务内容,二是脱离了反思视角如何形成义务意识。依据杜威整体性的义务观点,这两点质疑都不构成对杜威义务立场的挑战。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解决过程初探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同他的整个思想形成过程是一致的,也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的关于“人”的观点到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观点,再到自己的关于“人”的观点的过程,即从研究人的“自我意识”到人的“类本质”再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过程。     

中学生不同焦虑水平与认知策略研究

使用测试方式对中学生的焦虑水平和认知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7钟认知策略中能力认识、失败归因、命运控制和社会关系4种认知策略在三个级别的焦虑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焦虑水平高的人倾向于使用否定自身能力、选取失败、悲惨宿命论和消极社会关系认知策略。除成就认识外．其他认知策略不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倾向于产生低成就认知。     

《道德经》和谐思想的四个进阶

和谐,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古代的思想家们对这一理念多有发明,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和谐思想,深深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观念与生活中。《道德经》对和谐的阐发别开生面,处处流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