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民主政治 保障公平正义——读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个个新思路、新论断、新举措,引起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其中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历程和显著成就的科学总结,也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而继续奋斗的重要思想观点。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

2004年9月5日在北京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指出：“当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在关注和谈论全球化。这一显见的世界趋势既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就和企业经验的共享,也凸现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     

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方针政策大力促进和加快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交通发展

交通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结合我省交通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方针政策,坚持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促进和加快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交通发展。     

宗教信仰自由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同信仰人同受尊重的社会。创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各方面都要协调行动的、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系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执政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重大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坚持“六个必须”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本文拟从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及原则方面入手。论述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及原则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重要作用。     

自我、文化与记忆：自传体记忆的跨文化研究

自传体记忆不仅是对过去自我经验的加工和提取,还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近年来,自传体记忆跨文化研究表明,东西方被试在最早记忆年龄、记忆容量和具体性、内部语言的使用、记忆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文章从自我概念、亲子回忆和叙事方式、社会变迁和文化多元化等角度,探讨了文化自我观对于自传体记忆的核心意义。Nelson和Fivush的社会文化发展观则从发展的角度动态考察了内外因素对自传体记忆产生文化和个体差异的机制。文章还回顾了自传体记忆跨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最后,文章探讨了自传体记忆跨文化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景和存在的问题     

2008年《五台山研究》征稿、征订启事

《五台山研究》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五台山研究会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政府合办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多学科的学术刊物,于1985年创刊。《五台山研究》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相关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指导,本着立足五台山、面向山西乃至全国的精神,研究、宣传、探索五台山的历史、佛教、政治、经济、文化、旅游、地质、生态,为“四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型宗教学服务。     

辜鸿铭: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中的孔教观

辜鸿铭学贯中西,在中西文明的多角度、多方面的比较中形成了他的孔教观:认为儒学从狭义的宗教概念来说不是宗教,若从造成的社会效果来说又与宗教是一样的,可以视为广义的宗教.孔教是一种社会的宗教或国家宗教,其教堂是家庭和学校.孔教是一种以礼义为其本质,无我为其哲学,羞耻感为其宗教情感的良民宗教.辜鸿铭对传统孔教也有历史反思,对近代孔教运动有所批判.     

学习时间分配的基于议程调节模型*

作为学习时间分配研究热点的基于议程调节模型认为,学习者是在学习目标的指导下,建构并执行议程来进行学习时间分配。议程即学习计划,是学习时间分配的驱动力。该模型强调学习者在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有意识的进行着学习效益最大化的权衡决策来实现学习目标,包容了以往学习时间分配的经典理论。大量的新近研究支持了基于议程调节模型,并深入地探讨了议程驱动与习惯性反应之间的关系。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学习时间分配权衡过程中的意识和无意识双加工机制,探讨个体变量对学习时间分配议程建构的权衡机制的影响,并在更加生态化的情境中考察学习时间分配议程建构的权衡机制。     

内观疗法对情绪体验影响的ERP研究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考察内观疗法对情绪体验影响的变化特点,以探明内观疗法是否引起情绪体验的变化。结果表明,内观组在400-1100ms平均波幅显著大于对照组,在内观组和对照组间,出现了显著的组间差异。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了内观疗法对情绪体验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体验的深度与弥散性上。     

从“历象明时”到“深观阴阳”——阴阳家之流变、方法与旨意综观

阴阳家较早出现,但直到战国末期才成大盛之局。回到带有“原点”性的《汉志》以探究其原因,则至少要注意学术流变的几个层面：首先,《汉志》与《尚书》同样将阴阳家溯源到历象明时的羲和之官,《宋司星子韦》《吕氏春秋·制乐》《史记·天官书》等反映了古人天象与人事、星变与国变密切关联的文化心理,其与《周易》以“阴阳之义配日月”的诠释模式有着相同的建构逻辑。其次,从载籍上看,《汉志》列“阴阳”于诸子十家,“数术”则别入“略”类。结合《汉志》谓阴阳家末流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拘者”来看,其所叙录的“数术”六家与能“望气”的南公均可归入阴阳家末流。再次,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数术之法还是阴阳之术,或是邹衍求“大祥”“大顺”的大视野,都离不开“深观”、密察、善推甚至占验的神秘色彩与炫化效果。最后,历史上论五德转移的“终始”观念与《终始》之篇,将“阴阳”与“五行”密切关联,蕴成五行相胜的公式,是邹衍之术真正大显于“王公大人”之间而大用于世的主要原因。总之,无论是作为渊源的“历象明时”的史官传统,还是“深观阴阳消息”乃至作为末流的“数术”星占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秦诸子“各务为治”的共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