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回族穆斯林"尔曼里"文化解析

尔曼里作为回族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多元的文化类型,是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在中国回族多元教派门宦的社会中,尔曼里具有着地域性和教派门宦的特征,其多元的文化类型是回族人多元认同的中国化表达。笔者认为,尔曼里作为一种回族民俗与宗教兼顾的族群行为,其形成的特定场景和历程决定着这一华俗存在的合理性。     

应重视中草药对华法令药效影响

华法令是治疗房颤及心脏外科术后的常用药,但是其治疗窗窄,剂量个体差异大,易并发各种出血事件,使用时需严格控制国际标准化比率(INR).中草药在我国应用广泛,研究发现多类中草药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华法令代谢,导致血栓形成、脑血管意外等并发症发生.临床须判明各种中草药对华法令功能的影响,保证药物使用安全.     

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他提倡复归古代礼学,其礼学思想是在由清初至乾嘉学术思想领域理学与礼学之辨、尊孟与崇荀之争、以古礼正今俗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他采用了考据的方法研究礼学,辨析理礼字义,目的在于剥离宋儒在古代礼学研究中所加进的非儒学的"理"的性质,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他的礼学思想未能开辟出新的学术规模,反而要退回到原始的礼学那里,其学术气象亦可谓狭而小也。虽然他已越出了乾嘉纯汉学研究的藩篱,但是他对乾嘉新义理学所起的实际作用仍是有限的。     

在华跨国公司伦理危机及其解决途径

在华跨国公司伦理失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跨文化伦理的冲突.不同伦理规范的存在,使得企业在跨国经营活动中难免会出现伦理冲突,并出现伦理秩序混乱的情况.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华跨国公司强化企业的伦理秩序建设,包括企业价值决策理念的确认、企业制度的完善及人力资源管理等.     

礼与直、道与鲁:孔子未必赞成父子互隐

在父子互隐案例中,一般认为孔子会赞成父子互隐;但如果从礼与直、道与鲁的角度则会得出孔子未必赞成父子互隐.孔子讲"吾党之直者"如此,直者是父子互隐,而孔子则不能简单认为是直者,孔子应是礼者;直者有优点,也有缺点,"直而无礼则绞"、"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孔子主张由直而进至礼."吾党"是鲁国当时社会现实如此,但孔子还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即虽然孔子认为鲁国多少比齐国好,但鲁国也不是完美的,鲁国也应进一步改进,进至完美(道)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并不简单地维护现实,也努力批判现实.     

汉代教化与劝农政策略论

在农官制度相对比较完备的基础上,汉代帝王亲耕,地方官吏劝勉农桑,乡里社会选拔“力田”助成重农风气,从中央到地方的劝农政策,都闪烁着教化的光彩。汉廷通过宏观调控确定农业发展的大方向,具体细则由地方官吏自主制定,其内容是国家劝农务本的宏观政策的具体化和优化,往往因地、因时制宜,百姓易于接受。地方官吏作为汉政府的代表,躬劝农耕,具有比较大的号召力,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百姓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稳定,进一步为国家政策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论"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诸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义利合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的"义利之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义"的确立来设定个体利益获得方式的评价标准."义"是社会交往的抽象原则,而"礼"则是"义"的具体化."礼"是通过"分"来实现的.将"礼"的规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即是"法".在传统社会中,"礼"相对于"法"来说具有指导性地位."礼"与"法"实质上是对"利"的一种调整机制."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展开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大、小戴《礼记》关系考论

大、小戴《礼记》作为两部重要礼学经典,其成书有着相同的材料来源,两书内容交错但又不尽相同,但在传世过程中却命运迥异。《小戴礼记》注疏繁多,为《十三经》之一,占据礼类经典中的重要一席;《大戴礼记》则不为人重视,亡佚过半,已非完帙。究其原因,一是戴德、戴圣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小戴的政治影响力远大于大戴;二是由于郑玄注《小戴礼记》而不及《大戴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