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对儒家乐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向提升了乐教在儒家教化体系中的比重,使乐不再是从属于礼的、反映着礼的价值内涵的附属品,也使乐教具有了不低于礼教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刘向提出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的人性假设,认为音乐可以感通人情进而善化人性,使儒家的乐教理论建立在了更为可信的哲学根基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乐教合理性的论证。刘向以阴阳五行思想修正乐理,以黄钟之数为基础,完善声、数、度、量、衡的律历体系,并初步建立起具有相对严谨逻辑性的乐教逻辑,从而促进了儒家乐教思想在汉代的发展。     

“述而不作”之于孔子——一个阐释学角度的解读

“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对待精神遗产的基本观点 ,涉及到“礼”和“道”、历史与哲学两个层面。孔子非常重视“述” ,但实质上并没将“述”和“作”视为冲突。尽管他认为“道”已经给定 ,但仍强调主体的积极介入。从《论语》中的阐述来看 ,“述而不作” ,其重心已转为“述”中之“作” ,每个人的“作” ,人的鲜活存在构成了“历史”、“真理”鲜活的存在。在纳入性的理解和发散性的阐释中 ,孔子更为赞赏后者。“述而不作”导致“我注六经” ,而“我注六经”的实质却多有“六经注我”。“托古改制”的方式在中国历史各个阶段、各个方面频仍使用 ,阻力较小 ,其渊源可追溯到孔子这种“述而不作”的论述与实质     

制度伦理思想的传统溯源

制度伦理的兴起,在今天的中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紧密相联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动摇了传统德性伦理的生存土壤,致使德性伦理的边缘化。但由此就认为制度伦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形式显然又是有失偏颇的。追溯制度伦理文化的传统根源,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王夫之对礼乐的理学疏解--以《礼记·乐记》为中心

王夫之对于<礼记>的诠解,吸收朱熹性情体用不二之说,特别重视礼乐制作之原在天道,礼乐与天地合德,礼乐出自人性之仁诸方面,不以礼乐为消极地约束人的行为的外在工具.他对荀子的性恶说、<乐记>的"礼自外作"所作的批评,都以对礼乐的这一根本观点为基础.<礼记>诠释是王夫之的整个经学思想的鲜明体现.     

孔子孝义平议

只有将孔子的孝义放在其仁学思想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我们才可以得出符合孔子本意的结论:“孝”是“仁”情之端,是行“礼”之始,而“仁”是“孝”行之果。用今天的话说,“孝”既是人们道德情感的本源,又贯穿了人们道德情感发展的全过程,因而影响着人们所有的道德行为。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结合时代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传统孝文化灌注新意,对当前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续比丘尼传》初探

《续比丘尼传》六卷,民国释[1]震华(1908—1947)撰。震华法师俗姓唐,江苏兴化人,曾任上海玉佛寺住持。“师长于诗,擅画竹兰,颇有才艺。又精研佛史,尝编《佛教人名大辞典》,稿成,未及行世而示寂,世寿三十九”。《续比丘[2]尼传》上续梁释宝唱的《比丘尼传》,著录梁、陈、北齐、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比丘尼二百零一人,附见四十七人。该书之写成颇为不易,据他的学生超尘法师回忆,作者曾用三年时间,积稿盈尺,值一·二八抗战爆发,稿为弟子携走遗失。后又追忆前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再成此书[3]。而是书之写作,正体现了经过现代…     

传统思想中的“礼”和“礼仪”——兼论“礼”和“礼仪”的道德功能

我国对“礼”和“礼仪”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传统道德中许多关于“礼”和“礼仪”的论述 ,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内核。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笔财富 ,充分发挥它的道德功能 ,广泛地开展礼仪教育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周易》谦卦的哲学、伦理学内涵

谦是君子之德 ,它的前提和本质是“有”,有智者之真、知、才 ,有仁者之敬、爱、德。其外在表现却是无有之“虚”,抑己之“让”,这是人们行为处事的成功之道。谦又是文明之礼 ,在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都有积极的作用。     

柳宗元对《管子》四维论的解读

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治道思想的是《管子》。历代学者对其持肯定态度,但柳宗元却是例外。他以《管子》释义四维有误、“廉与耻,义之小节”“不得与义抗而为维”为由,论证四维论的提法不确切,进而得出“四维者非管子之言”的结论。实际上,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究式裁断。     

穆斯林“净礼”和“割礼”的预防保健作用刍议

了解农村男性穆斯林行净礼和割礼对尿路感染及炎症所致的尿路刺激征的保护作用。采用义诊现场问卷,对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聚居地区360名20～60岁男性穆斯林农村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割礼和净礼对防治尿路刺激征的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