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礼文化:载体、地位与价值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家礼是礼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狭义的"家礼"指家庭、家族或宗族用以维护内部秩序的礼仪规范和伦理观念。家礼文化指广义的"家礼",涵盖制度、器物、实践、观念等多个层面。家礼文化借助家礼典籍、私塾社学、家训规诫、家谱族谱、礼器服饰、传统建筑、家风传承等载体,实现其教化功能。传统家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是"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借鉴传统家礼教化方式、路径,可以增进角色认知,涵养个人德性;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营造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称情立文"的制礼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礼仪文明进步。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思孟学派“智”的德性化及其影响

"智"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不过,"智"最初并不是一个纯道德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知性的范畴,如指知识、智慧、智谋等,也有聪明、智巧等含义。后来,思孟学派将其视为"四德"或"五行"之一,与仁义等道德概念相提并论,且被后世包括汉儒、宋明诸儒在内的儒家学者广泛认肯。那么,"智"是如何从主要是知性范畴转向德性范畴的?其德性化进程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转化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走向发生过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智"在先秦的德性化转变的分析,力求给这些问题做一点说明,以就教于同仁。     

生命之完足与他者的接纳——从《礼记》看古代婚礼的意义

不同文明对两性结合的形式与意义有着不同的认识。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一系列礼仪程序,华夏文化赋予男女结合诸多意义。昏礼成为人伦之始,恭敬、谨慎、尊重并以正当的方式行礼成为婚礼的内在要求,在"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庙"与"继后世"中所体现出的男女之别,内在蕴涵着两性间的相互补充与完善。汉文化中有关婚礼意义的阐释,有助于人们深思两性结合之真义。     

从孔孟思想的分歧探究荀子礼学

从理论承继角度看,荀子的礼学直接源于孔孟学说的分歧。孔子主张"仁礼并重",人们常用"仁内礼外"来概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孟子则把为学的工夫化约为"求放心"、"简约",背弃了孔子依礼言仁的传统,对人文世界建构过程中的客观性维度缺少关注。荀子宗主孔子,批评和重新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法先王",提出"性恶论"、"法后王",以申张自己的礼学。     

先秦儒家“礼”的解读

"礼"作为最具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是全面而深入的。它不仅从外在的礼仪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即起到我们所谓的"修身"的作用;而且通过伦理道德的形式对人的思想观念进行引导,从而实现内在化的"养性"的作用。经过修身养性的作用之后,"礼"最终落脚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上。     

入华耶稣会士的身份选择及其历史形象——以利玛窦为中心

以什么身份存在于一个异质文化社会是宗教史上一个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晚明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陆,初期在争取在华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社会初步立足的过程中,其社会身份问题聚焦于利玛窦身上。具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主要经历了由“僧”而“儒”的转变,兼具“僧”“儒”“宾”“臣”“使者”等几个主要历史形象。由“西僧”到“西儒”的身份选择与转变是教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的在华耶稣会士的集体行为;耶稣会士初选“僧”的身份和其改“僧”为“儒”的根本原因是迎合中国文化的相关传统;利玛窦自称为僧而后辟佛,学儒而不尽为儒,一方面是因其来华的目的为传播天主教义,同时也是其选择和建设其在异质文化中社会身份的必然要求;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创的合儒路线的不同评价是宝贵的,利玛窦研究以及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相关问题的细化与深化研究必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得到推动,并不断层累其时代意义。     

《荀子》尚贤与管理思想探析

《荀子》的尚贤与管理思想以调整人的欲望为核心,以满足人在人群中合宜的欲望为目标。管理的依据包括礼、法、道。礼有"养"的功能,也有"节"的作用,而"别"正是取得"养"与"节"相互平衡的制度设计原则。法是圣王依礼所制定,作为推行礼的具体措施。道则是治理国家各层面中的条理,也是礼法的综合运用。根据礼、法、道建立起各级管理阶层,设官分职,尚贤使能,并建立起考核和监督的机制,以使贤人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进而"建立一成就礼义的客观轨道"。     

可以推举新的“三段论”:兴于味,立于法,守于责

正我以为,现阶段倡导重估、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不只是为高效度的治国理政(效政)探求切实有用的参照方略,也是为新时代的公民德行(民德)探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伦理准则。在美学领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套儒家式的"三段论",是推崇诗、礼与乐"三教"的,是旨在成就或构建杰出人格的。现在,若因循守旧地重复历史,这对大多数人来讲很难行得通。但这绝非是说,传统的"三教"思     

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学者一般都认为,基于管仲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孔子对管仲的最终评价是肯定性的。然而,这却直接与孔子所言之,"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相冲突。实际上孔子并没有直接否定子路、子贡对管仲的看法。结合孔子的施教目标和《论语》中孔子回答弟子提问的基本方式,可以推断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如其仁"一语,与管仲并无直接关联。究其本质而言,孔子的回答旨在教化、激励弟子;而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违礼之管仲不能为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