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美与秀美——颜真卿与赵孟頫书法赏析

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而逐渐发展演变至今的一门独立的艺术。从殷商的甲骨文到春秋战国的钟鼎铭文,从秦小篆到汉隶,再到唐楷、今草,可以说书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丰富璀璨的华夏文明不但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     

小组归纳式查经法简介

最近几年,各地教会都在努力推广读经运动。广大神长教友,也越来越意识到圣经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的重要陛。“原来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几乎成了大家的基本信念。要想实现《礼仪宪章》对我们“有意识地、主动地、实惠地”参与礼仪的要求,我们基本的想法是需要对礼仪中所读圣经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推广读经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各种版本的圣经也已陆续翻译出版发行,基本能满足大家学习圣经的要求。大家学习圣经的热情很高,这是可喜的现象。     

探寻历史意义的中国进路

基督宗教的历史意识内蕴着一种基于时间与永恒保持恒久张力和间距的终末论结构,现代性意识将此结构转化为内在主义的历史过程。于是,单一线性机制的历史叙事构成西方历史理解的核心,其本质是将终末论的历史完成转换为历史过程中的终极完美,于是有了历史完成即历史终结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基于历史意义不能在历史内部得以解决的历史虚无主义病理。这种历史意识的自我转换在于将历史从开端与终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面向由连续和断裂组构的无尽、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国思想正面这一开放历史过程,并不诉诸超越的绝对普遍性,而是探寻在历史内部理解历史中意义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思想构建基于天经、地义、人情组构的具体的历史普遍性,以“天下归仁”转换西方的自由为本的历史进程叙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构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同时,基于中国思想传统,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希腊“人学真理”和以色列“救赎真理”的“中道真理”;中道的生存真理基于仁的横向原理和中的纵向原理,构建了中国的“精神性天下”的根基。     

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违背人际相互尊重的原则, 为组织环境带来广泛的慢性危害, 但由于其表现形式温和、伤害意图不明显, 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近年来, 和谐的工作环境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回顾国外研究,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概念界定、测量工具、前因变量和影响结果进行了系统梳理, 在此基础上总结对制度设计和选拔培训的管理启示, 并提出测量本土化、机制情境化、层次群体化、视角动态化等未来研究方向。     

序乐与殿乐的角色

基督教的崇拜礼仪如同一个坐标,坐标的横线如同教会的礼仪年,其中以基督事件为横线中的不同刻记.坐标的竖线象征教会崇拜的方向,焦点始终指向教会所崇拜的神.崇拜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但崇拜的内容,会随着礼仪年的推移而在不断地进行,指向不同的基督事件.在此"崇拜坐标"中,基督徒的生命会随着教会礼仪年的进行,而不断成长与更新.     

公德建设要超越伦理本位传统

公德是公共行为的道德规范.公德建设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在中国,由于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影响,公德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也遏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动中国公德建设必须超越伦理本位传统,将公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关注教师心理健康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整个社会文明的推进,对教师职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且对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和生命质量的提高有着巨大的作用。教师是高压力、高应急群体,具有诸多引发心理问题的诱因,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的负面效应具有不可一视性和与其他职业群体的不可比拟性。     

胡门门宦的宗教思想及其礼仪特点

胡门门宦的宗教学理、遵行与虎菲耶苏菲思想基本一致,与其他虎菲耶支系的派别例如洪门、华寺等门宦学理相似.如:胡门在教义上属逊尼派,教法上属哈乃斐耶派,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依据,遵行天命五功,默念迪克尔(赞主词),教内分穆勒什德(导师)与穆勒迪(寻道者),实行道统继承制.它重视教乘与道乘并重,提倡先奉教乘,再行道乘等等.但胡门门宦的始传人马伏海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寺[1]学习数年,受到格迪目的影响,使胡门门宦的宗教思想具有了格迪目教派和苏菲学派相混合的内容,形成了胡门门宦独特的苏菲学理和遵行特点.本文就胡门门宦的学理和遵行特点作一简要介绍,以求抛砖引玉.     

死亡的魔咒与人道的悲歌

<象征交换与死亡>是鲍德利亚的一部重要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在鲍德里亚的众多著作中,尤以<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哲学色彩最重.鲍德里亚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征交换"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从"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一独特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批判.     

试从民国时期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看文明对话的意义

在民国时期穆斯林新文化运动中,穆斯林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做了深入的分析与对比,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互相交流与相互理解。民国时期穆斯林学者们的探索历程是一种积极的文明对话行为,有着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的这种文化认知行为和理论解释范式不仅是时代背景下文化多元意识的需要,而且也是推动跨文明对话的精神动力和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