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     

孔子道德形而上学探源

孔子作为思想家,他与耶酥、释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自许拥有authority(权力),因而他的思想言谈就不是教条,而是探索。尽管在当时就有弟子子贡等抬举他为圣人,但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是“学”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下引只注篇名)这种态度无疑给我们理解孔子指出了一个方向:理解他而不是顶礼、崇拜,也不是歪曲、利用。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对孔子进行历史的还原。     

古典文教传统中的希腊罗马医学——盖伦《论身体各部分的功能》3.2.6-3.2.13解读

《论身体各部分的功能》是盖伦医学生理学方面的代表作.盖伦医学思想的价值除了体现在古代医学史的意义上,还体现在古典文教传统的意义上.本文试图通过对《论身体各部分的功能》3.2.6-3.2.13的解凌,把古希腊罗马医学放回到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文化背景中,展现对身体的认识和治疗在灵魂教化活动中的位置和作用.     

略论先秦儒家乐教“修身”以至“和”

先秦儒家音乐教化功能的宗旨是＂和＂,基础是修身,最高目的是达到和人心、和社会、和自然等和谐境界。只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虽然有极少数思想家大声疾呼以礼乐修身,然而大多数统治者却把音乐作为其穷奢极欲的工具。尽管如此,儒家的乐教思想仍然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山东道德高地

<正>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山东考察工作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求山东"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山东重大责任和使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充分发挥齐鲁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打造山东     

走进“轴心时期”的人文传统(下)

正人文化成与道德诗学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相互关联。依此观点来审视古今中外的文化与文明,尤其是"轴心时期"的诗学与美学,会发现其中无一例外地彰显出道德教育的导向,其目的性追求聚焦于"人文化成"或"人文教化"之上。在古代中国,"人文化成"的理想主要是通过礼乐文化教育来移风易俗、教化民众、治理天下,也就是引导人们在"观乎人文"的过程中,了解和体察文采、文雅、文操和文明的言行举止与风俗习惯,以便     

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机制

儒家具有深厚的礼乐传统。礼乐化育强调的是缓慢渐进、氤氲化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化"、"培育"。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其本质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化外现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秩序性与向善性等特征。化育功能分为"礼化"功能与"乐化"功能,二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状态,对于个体道德化与社会秩序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要发挥儒家礼乐传统巨大的化育功能,需在儒家礼乐传统的思维路径、资源整合、实践方式等方面下工夫。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南宋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以朱熹为中心的分析

朱子的书院教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南宋道学的社会化适应。朱子书院的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即道学)来影响社会革新,促进社会的变迁;通过道学价值观的教化与认同,塑造新的人格,从而完成书院师生的社会化;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锋来传播道学核心话语;通过科举实现对精英人才的筛选和分配。道学思潮也在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下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实现了其对社会的控制,迎来了南宋道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修天德”以“成王道”——王船山对《中庸》义理的疏解与阐发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指出,《中庸》乃子思为承传儒家道统所作,而道统所系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治心工夫,所以《中庸》也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在明代心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