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基于孔子对“礼”的实用主义建构

春秋末期,孔子传承周的礼治"方式",创立了德为先导、礼为核心、刑为后盾的德治路径,用礼填补了德与刑二元对垒之下的真空地带,通过制度性的礼来保证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孔子在履任中都刑职时,实证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与正确性。这一道德建设路径实现了道德的虚功实做,有效地突破了道德建设乏力的窘境,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和传承,更应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通过制度方式(不是德也不是法)把个人品行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借以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     

举证责任倒置与临床实践中证据的思考

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患双方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医学与法律产生了碰撞,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既要为患者服务又要做到每个临床决策都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正确认识举证责任倒置的要求和掌握在临床实践中遵循证据的方法以避免陷入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     

县乡村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中注意的几个问题

宗教事务是社会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在少数民族地方信教群众多,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自开展县乡村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以来,宗教网络建设已经逐步向规范化、法制化和系统化的方向迈进,为以后的县乡村宗教事务管理的全面开展提供很好的借鉴,在促使信徒依法过好宗教生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保持高度一致方面有着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因此在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中应做到尽力探索,力求创新,确保“七个结合”和“五个必要”,在宗教界广泛开展“三学三比三带”活动。以“合法便民”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宗教网络建设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

以往学界对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研究多偏重于其发动群众运动、开展思想教育方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着眼于防范和克服官僚主义,推动创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探索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代替一长制,对干部等级工资制也有独特的批判性思考。要客观评价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必须正确理解制度概念的层次性,正确看待运动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之间的关系。     

《论语》臧武仲“要君”辨疑

《论语·宪问》臧武仲“要君”一章,历来注家多将“要君”解释为要挟君主,但是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问题。结合春秋时期世卿制度的相关规定,可知臧武仲“求为后于鲁”符合当时礼法。“据邑”并非要挟鲁君,而是震慑季孙氏、孟孙氏与公鉏。鲁君在这次政治冲突中,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所以“要”不应当解释为“要挟”,而是“请求”。孔子出于礼让的精神,对臧武仲的行为有所保留,但并非如以往注家所理解的,是批评臧武仲要挟君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三大基础性问题

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中国在追赶现代化浪潮中始终重视制度建设,并努力从制度建设中寻求和凝聚发展动力。执政党对制度建设的有力推动,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足信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凝聚了更强大的动力。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人们不仅应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价值与使命等宏观问题,亦应解析其本质内涵、主要表征和研判标准等基础性问题。就本质内涵而言,它是制度主体对制度体系持以积极认知和肯定性评价,相信这一制度体系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整体发展进步,并能通过不断自我革新实现制度自身的长足发展。积极态度、制度体系和制度绩效是其三大关键词。就主要表征而言,这集中体现在主体对制度内涵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自信、制度体系的科学性激发出高度自信、制度自我革新完善能力彰显出高度自信三个方面。就研判标准而言,对制度的先进性有充分体认、对其未来趋势积极乐观、对其不足持以理性认知则是可以参照的三大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溯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制度自信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简略回顾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深切回望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增强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2019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2019年12月23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以“法治化与现代化视野下的佛教制度建设”为主题的“2019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召开。     

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的发展及完善

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中特有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立法中争议的一个焦点.自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初创行政诉讼制度以来,经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呈逐步扩大趋势,这是符合行政诉讼制度发展方向的.但是从现代法治行政的角度来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