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

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菩萨信仰之一。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由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和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等传入中国。安世高始译出阿含部、宝积部、经集部等三藏典籍56部62卷,其中多是小乘典籍,但亦不泛大乘经论,且还有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2部2卷。因此说,安世高不仅是中国佛典翻译事业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拓者、文殊信仰的始传者。     

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结构探索与量表编制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心理结构尚不清晰,亦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采用词汇自由联想和质性研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进行结构探索。研究三编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结果显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包含四个因子,分别为和平共处、休戚与共、合作互助和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可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测量。     

心向内缘 辗转增上

一、皈依三宝伏烦恼,显发心地智光明皈依是学佛的开始。皈依三宝,就是帮助我们树立生命的宗旨,明了修行的路径,找到共学的友伴。三宝:佛宝、法宝、僧宝。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皈依佛,两足尊。两足即福足、慧足。唐朝宗密禅师的《金刚经纂要疏》中说:"福足,谓佛于因中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五度之福,今于果上成就应身,相好圆满,万德庄严,是为福足。慧足,谓佛于因中,由修般若妙慧,成就法身,圆极真常,满菩提果,众智庄严,是为慧足。"佛是福德、智慧的圆满,皈依佛,就是追求福德和智慧的圆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福德和智慧都是非常重要的,     

论意志软弱

考察行动与实践,常常面临意志软弱的问题。从知行关系看,意志软弱主要表现为"知其当行却未行"或"知其当止而未止";从理性与意欲的关系看,意志软弱则更多地关乎理性与意欲等之间的张力。在形而上的层面,意志软弱进而以可能性、偶然性的存在为其本体论的前提。对意志软弱的理解与应对,无法回避以上问题。一戴维森曾对意志软弱的特点作了如下概述:"如果一个当事人不遵循自己的较佳判断去做事,并且是有意这样做的,那么我们说他的意志是薄弱的。"(戴维森,第462页)"较佳判断"属广义的理性判断:它既不同于自发的意识,也有别于非理性的冲动,是基于反思、比较、权衡而达到的认识。     

“你看我们”

在使徒时代,教会尚属“新生事物”,并没有被那个时代所理解、所接纳。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每一个举动,都有可能成为获取社会和民众认可的机会。据《使徒行传》3章记载,彼得、约翰曾借着对一位瘸子的医治,向在场的犹太人展示了教会的见证,使他们“满心希奇惊讶”。在这个过程中,彼得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看我们”,这是引起瘸子注意并引来众人关注的直接源头。“你看我们”,这是教会为见证基督的荣耀而向社会和民众发出的邀请。     

汉语颠倒词加工中重复知盲发生的水平

以汉语中的颠倒词为材料, 探讨汉语重复知盲的发生水平。采用RSVP方式呈现包含颠倒词对(C1和C2)的句子列表或词语列表, 让被试对列表中的词进行全部报告或报告是否存在重复词, 记录报告C2的正确率。三个实验采用3 (词语的重复性: 颠倒重复、完全重复、不重复) × 2 (颠倒词对的意义相似性: 意义不同、意义相似)两因素被试内设计, 结果在全部报告和报告是否存在重复词的实验中都出现重复性和意义相似性的交互效应, 但不同实验任务, 数据模式不同。该结果表明, 在RSVP任务中, 汉语颠倒词加工存在RB效应, 该效应产生的水平受制于不同的实验任务, 在部分报告任务中, 颠倒词的RB效应发生在知觉水平, 在全部报告任务中, 颠倒词的RB效应发生在语义水平。     

佛教五蕴系统——一种信息加工模型

作为佛教基础教义的“五蕴”是对心理机能尤其是认知过程的高度概括——人类信息加工包括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五大机能系统。色蕴对感官信息进行初级加工;受蕴进行信息的情绪编码;随后在想蕴阶段进行高级整合,完成信息的概念语言表征;行蕴则为信息加工提供能量及方向导控;识蕴负责信息储存、监控调节及信息输出,最终形成完整的认知判断。佛教五蕴提供了一种信息加工的新模型。     

东晋净土及观音信仰的地域流布

东晋出现了四大佛教中心:襄阳、庐山、建康、会稽。它们以佛理探讨为主,但民俗信仰也在教理佛教氛围中培植。道安在襄阳僧团内倡导了弥勒信仰;慧远在庐山教团中进行着阿弥陀佛的集体崇拜实践;建康皇室佛教充斥着低级淫祀;而会稽地区,却酝酿并盛行开了观世音信仰。这些民俗信仰既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又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佛教的民俗信仰中有一个趋势:弥勒作为佛的身份和上生净土、释疑解难的一面被阿弥陀佛信仰取代;弥勒作为菩萨的身份及未来佛下生人间的一面渐被观音菩萨现世救济取代。     

论“两个行”的内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历史观诠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行”的新论断。“两个行”所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既遵循了“行”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创造了“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特殊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时,在“遵循”与“创造”的守正创新中亦探索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前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后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两者的统一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方能得到系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或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执行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守正性产物,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创新性产物。     

异见的辩与知：濠梁之辩再理解

对濠梁之辩的再理解,可以贯穿论辩始终的“安知”作为焦点和枢纽,重在分析“安知”的多义性传递的文本意图。这场论辩意在探讨的是如何面对异见的问题,惠庄对此有着不同的选择,惠子用“辩”对待不同的知识系统,庄子则强调他们的共在与共通。文本透过“安知”的多义性在论辩过程中的有意启用,一方面进行劝诫,反思以惠子为代表的战国以来“以辩饰知”的名辩思潮的局限性;一方面提示知识的多样性,乃至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的问题,寄希望于谋求知识的共在、共通及对世界和事物的本来属性的尊重和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