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婚姻态度在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了解研究生的婚姻态度,探讨婚姻态度在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婚姻态度量表(MAS)、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SSA)和幸福感指数量表(IWBQ)对470名研究生进行测查,采用Bootstrap法检验婚姻态度在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MAS、SSA和IWBQ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247～0.997,均p<0.01)。Bootstrap法检验结果显示,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0.58,95%CI(0.46,0.67)],以婚姻态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0.11,95%CI(0.06,0.17)]。研究发现,研究生的婚姻态度总体较为积极,但在性别、婚恋状况和学科背景上差异显著; 婚姻态度在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对了解和调节研究生婚姻态度,提升幸福感体验有一定指导意义。     

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老年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采用目标坚持性/灵活性量表和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对北京的258对老年夫妻进行问卷调查,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探讨目标处理策略对老年夫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夫妻双方的目标处理策略和幸福感分别具有一致性;（2）目标坚持性和灵活性均对自身幸福感有积极效应;（3）丈夫目标坚持性对妻子幸福感有积极效应,但妻子目标坚持性对丈夫幸福感作用不显著;丈夫和妻子的目标灵活性均对配偶幸福感有积极效应;（4）对于丈夫的幸福感,目标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均强于目标坚持性;对于妻子的幸福感,目标坚持性和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差异均不显著。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青少年幸福感对学业发展的影响:学校投入的中介效应

当前青少年幸福感的研究普遍采用与成人相同的理论模型,忽略了幸福感的发展性特征。本研究将“未来”作为时间维度纳入青少年幸福感模型,以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为基础,考察指向当下和指向未来的幸福感对青少年学业发展的影响。研究选取283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在T₁、T₂和T₃时间点分别测量被试的幸福感、学校投入和学业成就。通过5个月的追踪发现:(1)当同时考虑指向当下和未来的幸福感对学校投入的影响时,只有指向未来的幸福感能够显著预测其学校投入;(2)指向未来的幸福感通过学校投入影响学业成就,学校投入在指向未来的幸福感和学业成就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信仰之中道(四)CSSCISSCI

第七个论题：真主不在特定的方向中我们说：世界的创造者不在六个方向的任何一个特定的方向中。凡是知道＂方向＂（）和＂特有＂（）（1）两个词语含义的人,无疑会肯定,方向对于实体和偶性以外的他者是不可能的。因为,方位（）是一种被理解的观念,实体特有它。但是,方位只有与另一个占位的事物发生相对关系时,（2）才能形成方向。     

相对剥夺感: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

相对剥夺感是指与某一标准相比较,个体觉得自己或自己所在群体状况更加糟糕,并产生生气或怨恨的情感反应。相对剥夺感包括个人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研究表明,家庭收入、主观社会阶层、内群体认同,以及社会变化的速度和方向等对个人或群体相对剥夺感产生显著影响。相对剥夺感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和行为,以及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有关相对剥夺感与公正理论的异同、相对剥夺感的测量、参照对象与比较方式,以及相对剥夺感影响心理与行为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     

员工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获益支持与情绪劳动策略的中介作用

运用情绪智力问卷、主观幸福感问卷、获益支持问卷以及情绪劳动策略问卷对400名服务行业员工进行施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以探讨获益支持及情绪劳动策略在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服务行业员工情绪智力处于中等水平,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员工情绪智力,获益支持、情绪劳动策略及主观幸福感之间两两相关;(3)获益支持与情绪劳动策略在员工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微信平台的研究生积极心理干预

积极心理学提出三件好事(three good things,TGT)练习可有效减轻抑郁症状,提升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为检验基于微信社交平台的“三件好事”练习(TGT-SN)能否提升幸福感,本研究招募北京某高校研究生232名,自愿加入三个被试组(TGT-SN组133人,TGT组53人,对照组46人),体验、评估40天TGT前后及干预后一个月幸福感、抑郁水平、人际关系以及干预效果。研究发现抑郁得分持续改善,其他问卷得分无显著差异,但被试自评干预效果评估确认练习有积极作用。TGT练习效果有限,涉及方法有效性、样本量、参与者动机以及外部影响因素等,未来可基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提高被试依从性及主动健康行为。     

婚姻是幸福的坟墓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

婚姻与幸福的关系一直备受学界和公众关注,但尚无明确定论。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次追踪到的24172人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婚姻与幸福感因果机制。结果发现婚姻状态转变（未婚→已婚）能明显提升个体幸福感,但提升效应受性别调节,即婚姻对男性幸福感回报明显高于女性。结论：婚姻带来的社会支持、经济增益等可能是婚姻促进幸福感的主因;而传统婚姻文化及婚后男女在家庭结构或功能上的分工差异,可能是婚姻对男性幸福感的回报明显高于女性的重要原因。     

相对剥夺感与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关系：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与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相对剥夺感与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重点考察道德推脱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以575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对其相对剥夺感、道德推脱、道德认同和网络欺凌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在控制性别、年龄、主观阶层等级后,相对剥夺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欺凌;(2)相对剥夺感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预测网络欺凌;(3)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即相较于高道德认同,低道德认同水平的大学生的道德推脱对网络欺凌的预测作用更大。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形成机制,对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干预具有启示意义。     

家庭嘈杂度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父母与儿童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家庭嘈杂度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采用家庭嘈杂度问卷、情绪调节问卷、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对387名南京市某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家庭嘈杂度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父母认知重评和儿童认知重评显著负相关,儿童主观幸福感与父母认知重评和儿童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与儿童表达抑制显著负相关;（2）家庭嘈杂度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显著;（3）父母和儿童的认知重评策略在家庭嘈杂度和儿童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儿童认知重评策略还有独立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的嘈杂程度、增加父母和儿童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提高儿童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