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三大基础性问题

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中国在追赶现代化浪潮中始终重视制度建设,并努力从制度建设中寻求和凝聚发展动力。执政党对制度建设的有力推动,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足信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凝聚了更强大的动力。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人们不仅应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价值与使命等宏观问题,亦应解析其本质内涵、主要表征和研判标准等基础性问题。就本质内涵而言,它是制度主体对制度体系持以积极认知和肯定性评价,相信这一制度体系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整体发展进步,并能通过不断自我革新实现制度自身的长足发展。积极态度、制度体系和制度绩效是其三大关键词。就主要表征而言,这集中体现在主体对制度内涵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自信、制度体系的科学性激发出高度自信、制度自我革新完善能力彰显出高度自信三个方面。就研判标准而言,对制度的先进性有充分体认、对其未来趋势积极乐观、对其不足持以理性认知则是可以参照的三大要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

以往学界对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研究多偏重于其发动群众运动、开展思想教育方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着眼于防范和克服官僚主义,推动创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探索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代替一长制,对干部等级工资制也有独特的批判性思考。要客观评价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必须正确理解制度概念的层次性,正确看待运动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之间的关系。     

2019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2019年12月23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以“法治化与现代化视野下的佛教制度建设”为主题的“2019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召开。     

再论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

政府制度行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认同、尊重和保护市场经济运行中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制度行为主体不是“经济阉人”,他们有着自己的效用函数,有着自己的价值追求,必定会影响到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道德合理性,这是关系到经济运行秩序是否道德公正的首要因素。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支配下进行的,正确的制度伦理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语》臧武仲“要君”辨疑

《论语·宪问》臧武仲“要君”一章,历来注家多将“要君”解释为要挟君主,但是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问题。结合春秋时期世卿制度的相关规定,可知臧武仲“求为后于鲁”符合当时礼法。“据邑”并非要挟鲁君,而是震慑季孙氏、孟孙氏与公鉏。鲁君在这次政治冲突中,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所以“要”不应当解释为“要挟”,而是“请求”。孔子出于礼让的精神,对臧武仲的行为有所保留,但并非如以往注家所理解的,是批评臧武仲要挟君主。     

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基于孔子对“礼”的实用主义建构

春秋末期,孔子传承周的礼治"方式",创立了德为先导、礼为核心、刑为后盾的德治路径,用礼填补了德与刑二元对垒之下的真空地带,通过制度性的礼来保证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孔子在履任中都刑职时,实证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与正确性。这一道德建设路径实现了道德的虚功实做,有效地突破了道德建设乏力的窘境,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和传承,更应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通过制度方式(不是德也不是法)把个人品行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借以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     

县乡村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中注意的几个问题

宗教事务是社会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在少数民族地方信教群众多,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自开展县乡村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以来,宗教网络建设已经逐步向规范化、法制化和系统化的方向迈进,为以后的县乡村宗教事务管理的全面开展提供很好的借鉴,在促使信徒依法过好宗教生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保持高度一致方面有着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因此在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中应做到尽力探索,力求创新,确保“七个结合”和“五个必要”,在宗教界广泛开展“三学三比三带”活动。以“合法便民”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宗教网络建设工作。     

制度成就公民美德:威尼斯共和政体运作的道德效应

威尼斯共和政体的制度运作具有一定的道德效应.首先,宪政法治这一共和政体的根本制度成就了共和公民爱法律、爱共和国、勇于奉献、投身于公共利益、审慎、节制、简朴等一系列基本美德;其次,混合制衡的基本组织制度成就了作为执政者的公民在君主气质、贵族气质和平民气质上所具有的特殊美德;最后,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则成就了公民在参政过程中防腐拒变的美德.